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
张仪以为，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而巴蜀西辟之国，得其地不足以利。伐韩谋二周，然后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司马错却认为，以秦攻巴蜀，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而攻韩劫天子，恶名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秦国危矣。
秦遂借苴侯求援之机灭巴蜀苴。
三十多年后，秦攻楚黔中郡。司马错帅秦师经石牛道入蜀到达巴地，然后从黔江进入主干乌江，秦军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一路进逼黔中郡，不止行军速度快，还大大降低了行军的劳累，因此秦军得以在众多的有利条件下实现了“奇袭”的战术，最终顺利攻占了楚国黔中郡。
对楚国而言，黔中的丢失直接危及楚国郢都的安全。黔中郡紧邻着楚国郢都，一旦黔中郡失守，楚国郢都的西部则门户大开，秦军继续向东就能兵临郢都，与郢都隔江相望。
此战，楚顷襄王还被迫割让上庸和汉江以北的土地给秦国。
又数年后，楚顷襄王欲约合纵而伐秦。秦先发制人，秦将白起帅师沿汉江东下，水决鄢陵，进而攻入郢都，楚国被迫迁都。
历史证明了司马错超凡战略眼光的准确，楚国也为坐视秦灭巴蜀而付出了惨重的教训。
其后，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蜀地遂成天府之国，为秦一统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尘之往事，后世之殷鉴。
政事堂中，楚国政要齐聚一堂。令尹昭阳、上柱国田忌、大司马沈衍、军谋司鹖冠子、谍报司云无心、左司马昭雎、右司马屈匄、外尹杜赫、苏秦、尚书屈原以及府兵卫将军景翠、甘茂、昭滑、魏荣、唐眜、青山等人。
熊槐坐定，环视一周后说道：“政事堂难得集齐我大楚重臣武将！今日召集诸卿，所谓者巴蜀也。其因蜀王无故伐苴。苴不敌，其侯奔巴，巴亦不能敌蜀，是故苴侯欲借楚军抗蜀。遥想寡人即位之初，曾有谋巴蜀之言。时也势也，当今之形势与数年前相比最大不同，在秦已偃旗息鼓。寡人以为，此正谋巴蜀之良机。诸位以为然否？”
底下一片沉寂。
“大王，先是十万大军函谷关攻伐年余，又有十万大军于武关、商於连续作战，再有数万大军平定百濮，两年间我全国之兵未曾休整，人疲马乏至极。且巴蜀西辟之国也，穷山恶水，反复无常，与蛮夷无异，可伐不可治，得地亦无利。再者，此前之谋巴蜀，乃恐秦国抢先吞并巴蜀之地，其后顺江而下威胁我巫、黔中二郡。大王所忧者唯秦耳，而今秦已偃旗息鼓，且我据武关、控扼商於通道，十年内秦并巴蜀已无可能。臣所忧者，齐、魏也。楚势之强，诸侯深忌之。若此时伐巴蜀，齐、魏趁机约纵伐我，我又当如何却敌？是故，臣以为眼前最重要是休养生息，三年后巴蜀可伐。”最先表态的是昭阳。在军事上，昭阳一向比较激进，按照他以往的风格，熊槐以为他会第一个支持自己，没想到他却是第一个反对自己的。
不过，熊槐也很欣慰，毕竟昭阳是从全局来考虑的，而不是单纯考量军事的利弊。
熊槐不置可否，他又看向其他人。
鹖冠子微微一笑，说道：“令尹之言甚为周全，然臣以为，伐巴蜀，无须倾举国之力。即便齐、魏伐我，其背有燕、赵牵制，必不能尽全力，以我府兵之战力，当无虞也。机不可失，焉知三年后我还有伐巴蜀之良机？”说完他向昭阳拱拱手。
昭阳不以为杵，继续说道：“鹖冠子勿忘秦国也！齐、魏若不能制楚，则必放秦师出函谷！齐、魏、秦连横，南北相隔，其若伐燕、赵，我又当如何处之？”
鹖冠子微楞，昭阳所言确是问题。齐、魏、秦若合兵伐楚，楚可向燕、赵求援。其若反其道而行，先削弱楚之盟友，楚必不能坐视。届时，楚军势必要双线作战，对于连续征伐的楚国来说，压力也是不小的。
熊槐眉头紧皱，看来他也想得简单了。天下诸侯无易与之辈，稍有不慎，必然步秦国后尘，须得谨慎。
“函谷关埋骨数十万，关东各国费尽千辛万苦方得破关，若再放秦国出关，岂非前功尽弃？”沈衍问道。
“秦国衰落已成事实，即便还其函谷，只要其一日不夺回武关，其必不会与齐、魏反目。况且有张仪在魏，说服魏王这个糊涂老儿，亦不无可能！”昭阳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