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我觉得，这两个现象应该有一种内在关系。
我打过人，比如上海那两个校长，还有《星岛日报》那个主编。过后，我的手并没有疼的感觉，相反，我觉得那些个打有一种中医里说的舒筋活血的作用。用虾米小弟时代的话说，那叫一个爽，怎一个爽字了得。
可是，静却让我疼了。是我打的她，但疼的是我，而且是好多年的疼，一直到我再也没有痛感为止。
几天后，她带了一个新的男人到家里来。这回是个中年的男人。我刚想骂人，那男人说话了。他说，他是杨静小姐的律师。他把一个离婚协议书递给我。我看清了那封面，就把那一本东西都撕掉了。他说，他那里还有。他嘴角泛起一个勾引我的手再次扬起的微笑。他说：简单地说，你和杨静小姐生的两个女儿，一人带一个，杨静小姐和她带的女儿的生活费用由你负责。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她是带着三朵走的。她走得很妇女。我很少看见她不是蹦蹦跳跳地走的。我忽然意识到，她不是我的女儿了，她已经长大了，或者说正在往大里长。长大的孩子都要住到外面去的，长大了就自由了，不是父亲可以管得了的了。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有肉体关系的女儿，一旦走了，那更不是天下哪个父亲管得了的。
于是，我成了祥林哥，鲁迅写的那个。我逢人就说：我死定了。这回我死定了。
反正我已经死定了，我这次例外地没有去买那写着三个灵字的名牌杀虫药。
那天，卞之琳到我家来，还兴冲冲的，我当头给他一句棒喝。我棒喝用的还是祥林哥的名言：我死定了。他扶了我一把，他说：你站好了，听我说，你可以不死了。北平（那时已经把北京改成了北平，为的是后来没多久再改回为北京）邀请你去。
反正我在香港就是继续当那个死定了的人，用丽娟的话说叫行尸。于是，用不着卞兄做工作，我当即就说了行。我说的行，不是行尸那个行，而是想再做回活人去行走的行。
几天后，我就跟卞兄一起上了船，一路向北。我带着大朵和二朵，还有我的妈妈。
在塘沽码头，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记不住那些个头衔，反正来迎接我的是当地的人物。他们把我的的大手都快捏熟了，不住口地说：欢迎大诗人投入人民的怀抱。火车到了天津站，我以为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特别热闹的世界。这里有喧天的锣鼓，有扭着柳腰跳着秧歌的美丽少女，好多美少女。直到一双（不是一只）比我的大手只略小一号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大手、那握手的穿着共军军衣的人说着那同样的话“欢迎大诗人投入人民的怀抱”时，我才知道，这些美少女竟都是来欢迎我的。到了北京（还是叫北京吧），我同样受到人物的捏手欢迎，听到同样的那句话，人民的怀抱，人民的手，而且是中央级的人民的手。
在北京，我们一家四口住进了据说是日本人建的宾馆翠明庄，入住了这家高级宾馆最好的套房，用虾米弟时代的话说，那叫总统套房。
之后，大朵和二朵插班进入蔡元培、李石曾和沈尹默创办的孔德学校（后来叫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我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之后我被任命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据说还是署长胡乔木点名和任命的。
我给静写信，报告了这些情况。我请她到北京来。
静来信里居然说，她决定来。我对二朵说：你妈要来了。你妈要来啦，还有你妹妹。二朵跳了起来，叫着我妈要来了，三朵要来了。她抱住我。我就抱起她跳，跳到我瘫在地上为止。
我走上一条幸福的路了？我相信是的。可是命运对我说不。
命运说：你少了一次寻死。这是要补回来的。
过程如下：我因病住进了医院。可是我不想多住，我的心在外面。我说：我已经学会自己注射麻黄素了。医生无奈地同意了。我回到了家里，那是分配给我一家住的一个四合院。
那天，我是想要早点康复的，为此我增加了注射的剂量。
然后我倒下了，我看到胡乔木这位中共相当大的干部走到我的床边，还有好几位领导。可是我看着他们就咽了气了。弥留之际，我听医生说：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十分钟里不抢救，就没救了。
象有朋友说的，我从香港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后，就好象一直在重伤风的状态。可是，恰恰在我不想死的时候，我却死了。我用毒药寻过两次死，都没有死成。可是当我想用救命的药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