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着希望。
刘永浩抱起儿子边哭边说：“小子，阿爸就是抢条大船也要让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你好好念书，认识更多的字。
那大船不好开，听说都要看懂海图才能开的远，你要学会看海图，开着大船，带阿爸阿妈去看看。”
临近过年，巡检司周玉岫终于回到了防城县城，李九章便通知他来县衙议事。
虽然知县调度不了巡检司人员，但是行政管理上还是知县管着巡检司，所以李九章一通知周玉岫，周玉岫刚到家就来了县衙。
虽然除了招录山上蛮夷做团练亦无他法，但如何招录还是得商量商量。
县丞不在家，防城县是个小县又不设置主簿，典史又不管治安，只有找巡检司来商量，也算是集体决策。
蛮夷一向是戒备汉人和官府的，你想直接去下个通知，人家蛮夷就跪舔把人送下山给你撸，那是万万不可能。
壮人因为隋唐时期就与汉族相通，且住在山脚山腰居多，相互之间还算和谐。但山瑶只有通过平地瑶来想办法去沟通。
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封建社会时期，地方上的起义战争不断，新旧战争，创伤未复，瑶族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瑶人被迫起义反抗，起义被镇压，部分瑶民为了生存被迫受招抚，接受封建王朝编籍入户册管理，迁下山定居平地而谓之平地瑶。
一部分瑶民，择居仁里，定居平地，创基立业，逐步加入封建政府户籍，封建王朝认为这部分瑶民安分厚道，称之为“良瑶”、“粮瑶”、“抚瑶”、“平地瑶”。
山瑶虽然与汉人不和睦，但毕竟有些买卖要下山，都是平地瑶打交道。同为瑶人，彼此沟通也顺畅。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为防止反复，一般本地土司都被迁走他地任官职。管理瑶人便由官府接手，但因蛮夷难管，汉人不愿意和山瑶打交道，官府的官员也不通瑶人习俗，很多纠纷也无法审理。
正好大清朝廷又要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保甲制度，官府一般由平地瑶中推选产生保长，来管理沟通山瑶。
山瑶不论人数多寡，按照一寨一甲设定。下山交易聚集区的平地瑶就为保长，则名义上管辖这片山瑶。
虽然这种应付式的管理，都在糊弄朝廷。
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这种管理方法，反正蛮夷不纳税，不服徭役，只要蛮夷不造反，就是当地县官的政绩。
但若官府上山撸蛮夷人头来服徭役，难免一语不睦就拔刀相向，演绎成官逼民反的桥段，那即使朝廷派兵镇压后，当地县官的官帽子多半是保不住了。
虽然大清自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税赋制度以来，赋税与人口也就没关系了。但蛮夷自古一向戒备汉人和朝廷，瞒报人口已成习惯。
蛮夷到底多少人，没有个统计，只有改土归流时候有个底册，然后隔几年让平地瑶保长大致报个数据。
防城县要是想让蛮夷躬身配合撸人头下山充当团练，约摸没个八九百的兵力上山也无法做到。
师爷崔永禄说：“为今之计，只有压迫平地瑶保长，让其去交涉山瑶，引山瑶人头下山。若平地瑶办不成，便详细丈量其开辟的田地，让其补上历年税赋，总不成平地瑶还能再上十万大山化为山瑶来逃避。”
“平地瑶虽下山已久，但开辟耕地都系梯田，产量不高，生活困苦，团练钱粮负担估计支撑不起。”
“山瑶刀耕火种，打猎为生，手中自有武器，也不宜加强其武装，武器一项则由山瑶自带，任其横刀或者弓箭，还是竹矛，因陋就简。汉人士绅不出人头的，可勒令出银两，团练需统一服装，山瑶和壮人至少每人一件印字短襟标记身份。”
清朝的师爷负责办理司法诉讼事务，包括命案、奸情、斗殴、偷盗等各类刑事案件的查勘、集审、听讼、拟刑等，“非官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易，为恶亦易”。
所以说别看没有品级的师爷，大多数都是人才、人精。
李九章从老家带来的师爷、长随个个都有绍兴人的精明。要论出起主意来，有时候李九章根本不如他们老道奸猾。
师爷崔永禄这一发言，把前前后后，平地瑶、山瑶，包括汉人乡绅都算计进去了。
既然被李九章叫来议事，加之私下关系极好，周玉岫也不能打花枪，想脱掉责任让李九章一个人扛。所以，他考虑考虑，也出了主意。
周玉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