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一个发夹，擦些粉，再打一点口红，直接就可以去站柜台，明天就来吧。”
皮肤是粗糙了一点，面色也不太好，不过经理阅人无数，晓得这是个美人胚子，脸色上可以用脂粉遮掩，保养一阵，准定是个抢眼的。
黄菲于是回到家中，便从箱子里取出一支口红，一盒香粉，又去街上买了一枚发夹，第二天早上，洗脸之后，对着镜子，先用粉扑扑了脸，又淡淡地在嘴唇上涂了一层唇膏，再然后，齐耳短发的鬓边戴了发夹，便去了百货公司的皮鞋柜台，售卖小牛皮鞋，都是进口的高档皮鞋，她是专卖男鞋。
要说桂林，抗战之中作为大后方的这几年，各地有钱的没钱的都涌来这边，市面上居然有一种出乎意料的繁荣，苏杭铺子、烫发店、西菜馆，纷纷开张，还有自己供职的这一家公司，专卖舶来品，欧美的西装皮鞋、手表、香水化妆品，摆满了柜台，到了深秋时节，海虎绒的大衣也挂了出来，比起东方风味的真丝睡衣，又是一种别样的时髦，带着现代气息的西式华丽。
桂林的如此种种，让黄菲很是难以接受，前线在流血，后方却如此奢靡，仿佛每个富有金钱和精力的人，都在忙着追逐潮流，拼命享受每一刻，堪称穷凶极乐，这让习惯了延安清苦生活的黄菲感觉到格格不入，虽然不是在抗大读书，不过黄菲知道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整个延安弥漫的都是这种气氛，然而在桂林，有一股水果腐烂的异样气味，甜腻腻，却刺鼻。
其实并不仅仅是桂林如此，当初一进入国统区，旧世界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到如今，黄菲已经冷静下来，可以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对立于延安的地方，在潼关县城，自己看到了乞丐，蹲在墙角落，很无聊地捉身上的虱子，而在延安，是没有乞丐的，这就是阶级啊，不同的阶级之间，境遇相差如此之大，每当想到这些，黄菲就感到胸口发堵。
事实上黄菲如今的愤懑，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处境困窘，她从九月中旬在这家公司做事，仅仅两个月，已经是公司的红人，一头女学生的短发，戴了珍珠发夹，青春而又雅致，还带了一缕书卷气，仿佛她不是在这里站柜台卖皮鞋，而是在图书馆里，正在翻阅书籍。
黄菲的相貌本来便是很好的，在一众女店员之中，很是出色，所以不多久便给人传扬，此外特别让她能吸引人的，便是能讲一口可称流利的英语。
黄菲在女大，速记之外也很用心学习英文，虽然说不上水平多么的高，但日常口语都可以，桂林驻扎着飞虎队，这些美国空军人员有时候会来商店购买物品，比如皮鞋，到了这种时候，就是黄菲出头上场，别的店员虽然也有伶牙俐齿的，善于辞令，有的甚至能说几句英文，但是不能像黄菲这样自如地交谈，于是这种场合，黄菲就很是露脸，自然而然名声大噪，简直是公司的活广告。
因为黄菲如此有名，公司对她便也不薄待，很是看重的，每个月薪金六十元，是银元，黄菲坚持不肯要法币，一定要银元，哪怕为此要将薪水稍稍降一些，也是可以的。
每个月六十大洋，虽然不是非常高，不过在当前的物价之下，还是可以应付生活，只要不追求奢华，很能够凭借这笔收入，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所以黄菲的葡萄并不酸，不是因为自己过得很凄惨，所以看到什么都愤怒。
黄菲之所以不能够融入这种氛围，是因为头脑中“平等”的观念，以为人的生活不应该相差如此之大，一边漂在天堂，另一边则苦苦挣扎，这是无论用什么理由，都不能说得通的，哪怕有上千种辩护方式，然而只要一看到两边如此不同的生活，那种直入眼帘的苦难，就让人无法再说什么。
因此每当她清早起了床，梳头洗脸之后，坐在桌子前，把max
factor的粉底擦在脸上，又薄薄涂一点口红，都感到一阵难受，脸上火烧火燎，嘴唇则如同给火钳子烫了一般，在延安，哪里有人会擦粉呢？更不要说涂口红，自己听人家谈起延安的掌故，只有两个人擦口红，一个是海伦·斯诺，就是《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另一个就是吴光伟，曾经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只不过后来悄悄离开了延安。
脑海中翻涌着这许多的情绪，黄菲放下了手中的口红，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头拿起桌面上新买来的一本书，茅盾的《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