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时，人们已经可以制造出高浓度的酒精了。
但制造成本却比现代要高很多。
那时的酿酒原料主要还是谷物和甘蔗。
玉米、番薯、土豆当时还没有推广开，所以也不在酿酒原料之列。
由于粮食产量不高，很多国家都不鼓励用粮食酿酒，有的还会在法律上予以限制。
给人喝的尚且都是如此，就更别说大量生产酒精用作燃料了。
作为穿越者，李国助固然可以尝试用农作物秸秆制造酒精，以降低其制造成本。
但效果肯定是很难达到预期的。
因为以明末的技术条件，用秸秆制造酒精还存在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这主要包括原料处理、发酵技术、蒸馏技术方面的限制。
原料处理方面，首先是从农田收集秸秆的难度比较大，其次是秸秆预处理困难。
那时的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作物秸秆虽然产量可观，但分布较为分散。
农民收割庄稼后，秸秆往往会被用于其他用途，如喂养家畜、当作燃料生火取暖做饭等。
要将其大量收集起来用于制造酒精，需要协调各方资源。
这在组织和实施上存在一定难度。
而且古代交通不便，运输工具有限，
仅靠马车或者人力，很难从广袤的农田将大量秸秆运输到一个集中的生产地点。
农作物秸秆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组成。
在当时，缺乏有效的预处理技术来破坏秸秆的细胞壁结构，
使其中的糖类物质能够释放出来用于发酵。
纤维素分子之间存在大量的氢键，使纤维素的结构紧密且稳定，难以被分解利用。
没有现代化的粉碎设备，仅靠石臼等简单的工具，很难将秸秆粉碎成合适的颗粒大小。
这会影响后续的水解等工艺。
发酵技术方面，首先是微生物知识有限，其次是发酵条件控制难。
当时人对于发酵微生物的认识非常模糊。
人们虽然知道一些发酵现象，如酿酒过程中酵母的作用，
但对于微生物的种类、特性以及它们在发酵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了解甚少。
这使得控制发酵过程变得十分困难，
无法像现代一样精准地选择和培养最适合秸秆发酵的微生物菌株。
没有微生物培养的科学方法，古代酿酒主要依赖自然接种，导致发酵过程很不稳定。
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种类繁多，在利用秸秆发酵时可能会有杂菌混入。
这些杂菌可能会产生不良代谢产物，影响酒精的质量和产量，甚至会导致发酵失败。
合适的温度是发酵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时还没有精确的温度控制设备，很难维持秸秆发酵所需的最佳温度范围。
发酵过程还需要合适的酸碱度环境。
当时缺乏对发酵体系酸碱度监测和调节的有效手段。
秸秆发酵过程中ph值可能会因为微生物代谢产物的积累等因素而发生变化。
古代酿酒者很难对这种变化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从而影响发酵效率。
蒸馏技术方面，首先是设备简陋，其次是能源供应不足。
当时的蒸馏设备还比较原始。
早期可能只是简单的陶器等容器组合，密封性能差，在蒸馏过程中会有大量蒸汽泄漏，导致酒精回收率低。
传统的蒸馏锅与冷凝装置之间的连接并不紧密，酒精蒸汽容易逸出，使得最终收集到的酒精量远低于理论产量。
没有先进的材料来制造耐高温、耐高压的蒸馏设备。
在较高温度和压力下，酒精的分离效率可以提高，但古代的设备很难满足这样的条件。
由于材质和工艺的限制，蒸馏设备的容积也较小，
不能大规模地处理经过发酵的秸秆原料来提取酒精。
蒸馏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来加热。
古代主要的能源是木材、煤炭等，但能源供应并不稳定。
而且在一些地区，燃料资源本身就比较匮乏，获取足够的燃料来维持蒸馏过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没有大量森林资源的地区，木材的获取成本很高，这就限制了蒸馏的次数和规模。
综上所述，即使对于相关专业知识很扎实的穿越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