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兵权的官员，行径愈发恶劣。他们不仅私自役使正军，让正军为其从事各种私人事务，连余丁也不放过。更为过分的是，他们甚至巧立名目，向军士计取月钱，在发放军粮时也从不全额支付，肆意侵吞军士的口粮。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军士们每日都在为解决自身及家人的饥寒问题而疲于奔命、四处奔波，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有丝毫的精力去进行军事操习训练，提升自身的军事技能呢？” 刘斌的这番话语，如同一把利刃，深刻地剖析了卫所制度在管理与运行层面存在的严重腐败与混乱，将卫所制度内部的黑暗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面对这一系列严峻且棘手的问题，朱祁镇却显得毫无办法，如同一个迷失方向的舵手，在茫茫大海中不知所措。他除了一味地强调要加强卫所管理，试图通过清查手段将逃亡的军士清出，以维持卫所表面上的秩序外，根本无法拿出任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
此时的卫所旗军，由于大量军士逃亡，人员严重缺额。而在那些仍在伍的旗军中，那些精壮之士又大多被军官私自占役。这些被占役的军士，本应在军事操练场上挥汗如雨，提升自身的战斗技能；本应在广袤的军屯土地上辛勤劳作，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然而，却因为军官们的私欲，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本职岗位，去为军官们从事各种私人事务。如此一来，军事操练被荒废，军士们的军事技能逐渐生疏，曾经的精锐之师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同时，军屯也因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而荒废，导致粮食产量锐减，军队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
尽管朱祁镇多次颁布禁令，以皇帝的威严严厉禁止各级军官私役军士，但这些禁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如同一张毫无效力的废纸。各级军官们依旧我行我素，私役军士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丝毫收敛，反而愈发猖獗。他们根本不将皇帝的禁令放在眼里，继续肆意地剥削和压迫底层军士，使得卫所制度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的军器装备质量也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令人堪忧。正统四年（1439 年），工部郑重地向朝廷奏报，称在上一年，军器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精心打造了盔甲军器六万四千多件。这些凝聚着工匠们心血的装备，均已按照规定发放给了神机营及总兵官任礼所辖卫所。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将士们在实际使用后，纷纷向朝廷反映，这些军器 “多不如法”，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许多盔甲的防护性能极差，无法有效抵御敌人的攻击；许多兵器的制作工艺粗糙，在战场上极易损坏，根本无法满足实战的需求。
同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果也上奏朝廷，他在奏疏中指出，由于管理不善以及官吏贪污克扣等原因，使得军队装备 “兵无实用”。为了打造这些军器，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最终却得到了这样一批质量低下的装备，这不仅是对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是让百姓遭受了 “横毒”。为了制造军器，官府对百姓进行了不合理的征调与摊派，使得百姓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苦不堪言。
总之，在正统年间，明朝的武备已然废弛不堪，达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军队人员短缺，使得兵力严重不足；训练荒废，导致军士们的军事技能生疏；装备质量低下，更是让军队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明朝军队紧紧束缚，使得明军的战斗力大幅下降，与曾经那支令四方畏惧、战无不胜的强大明军相比，已大不如前。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在重重困境之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只留下一片衰败的景象。
除此之外，在正统年间，流民问题也如同一颗逐渐膨胀的定时炸弹，日益恶化，给明朝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朱祁镇即位之初，户部公布了天下户口及田地的相关数据：当时天下共有
户，田地
顷。然而，当将这一数据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进行对比时，便会发现情况不容乐观。户口数量相较于洪武年间减少了三十六万之多，而田地数量更是锐减，将近减少了一半。如此巨大的变化，本应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然而，朱祁镇却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对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危机视而不见。
更为糟糕的是，朱祁镇对宗室、勋戚、宦官兼并土地的现象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这些权贵们凭借自身在朝廷中的权势和地位，肆意兼并土地，巧取豪夺。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大量肥沃的土地纳入自己的囊中，使得无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那些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