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换到寥寥无几的物品，宝钞如同废纸一般，被百姓所嫌弃，对其信任度也降至冰点。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自发选择下，宝钞逐渐被冷落，虽名义上仍是官方货币，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渐渐被市场所摒弃。人们在交易时，宁愿以物易物，也不愿接受宝钞。
时光流转至正统十三年（1448 年），宝钞的衰败之势愈发明显。明廷看着宝钞一路滑坡，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为了挽救宝钞的颓势，朝廷出台了针对 “阻钞者” 的制裁措施，规定但凡有人拒绝使用宝钞进行交易，将受到严厉惩罚，妄图通过强制手段，让宝钞重新回到市场的中心地位。然而，此时的宝钞颓势已如强弩之末，难以挽回。这些制裁措施如同螳臂挡车，根本无法阻挡宝钞衰败的趋势。市场对宝钞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即便有严厉的惩罚，也无法改变人们的选择。
天顺以后，明廷眼见宝钞回天乏术，意识到继续强行维护宝钞已无意义，便不再出台任何强行维护宝钞的政令。与此同时，曾经对使用白银的禁令也因宝钞的衰落而形同虚设。在这种大环境下，朝野上下迅速做出反应，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白银进行交易。无论是街头巷尾小商小贩的日常买卖，他们用白银购买食材、布料等生活必需品；还是大商巨贾之间动辄上万两的商业贸易大宗交易，白银都凭借其稳定的价值、便于携带与分割等优势，成为了首选的支付手段。这一转变标志着明朝的货币制度发生了重大转折，彻底从以宝钞为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以白银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从此，白银成为了明朝经济生活中的主角，深刻影响着国家的财政、贸易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
朱祁镇本人对白银的重视程度，从他在位期间的一系列举措中可见一斑。天顺四年（1460 年）四月，他精心挑选并分遣宦官前往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这些地方皆是当时白银产量较为丰富的地区，拥有丰富的银矿资源。他赋予宦官督办银课的重任，要求他们务必严格监督银矿的开采与冶炼，确保白银的产量与质量。同时，他明确规定了总额高达十八万三千余两的任务指标，这一庞大的数字充分显示出他对白银经济价值的高度认可。他试图通过官方力量，进一步加强对白银生产与流通的掌控，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增长。在他看来，白银作为重要的货币资源，掌控其产量与流向，对于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此外，朱祁镇还曾打起江南折粮银的主意。他命司礼监太监牛玉传谕户部左侍郎杨鼎，意图将江南的折粮银收入内帑，转而以其他税项收入作为武臣的俸禄。在他看来，江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折粮银数额巨大。若能将其纳入皇室财政，无疑能极大地充实内帑，增加皇室的财政收入，让皇室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各项开支。然而，杨鼎却坚决反对这一想法。杨鼎，这位秉持着公正与大局观的大臣，深知此举一旦实施，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财政与社会问题。江南百姓本就承担着繁重的赋税，生活压力巨大。若再随意更改折粮银的用途，势必会加重百姓负担，引发民间不满。百姓们可能会因不堪重负而奋起反抗，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同时，武臣俸禄关乎军队稳定，军队是国家的钢铁长城，若以其他不稳定的税项收入替代折粮银作为武臣的俸禄，可能会影响军队士气，导致军心不稳。而军心不稳则可能会危及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一旦遭遇外敌入侵，后果不堪设想。在杨鼎义正言辞的坚持下，朱祁镇最终权衡利弊，无奈放弃了这一计划。
在朱祁镇在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要应对货币制度变革带来的诸多挑战，还有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横亘在他面前，那就是流民问题。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的流民，逐渐成为明朝社会的一大痼疾。流民的产生，根源错综复杂。土地兼并是罪魁祸首之一，明朝中后期，贵族、官僚、富商等势力凭借其权势和财富，疯狂兼并土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强买强卖，将大量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据为己有。农民们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活的根基，被迫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加之频发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蝗灾等，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小农经济遭受重创。旱灾使得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水灾冲毁了房屋和农田；蝗灾则将庄稼啃食殆尽。更多百姓陷入绝境，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家乡，四处漂泊。
大量流民的存在，犹如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他们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如偷窃、抢劫等，扰乱社会秩序。城市的街头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