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的腐败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心中的愤怒如同火山般喷发，他振臂一呼，那充满激情与正义的呼喊仿佛具有魔力，应者云集。很快，便组建起了一支颇具规模的起义队伍。
起义军在广东地区迅速发展壮大，他们以破竹之势攻打城池，劫富济贫，将那些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的富商的财富分给穷苦的百姓。他们的行动给当地的明朝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明朝政府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明朝政府再次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地，不得不再次抽调兵力前往广东镇压。这场起义一直持续到景泰年间才被最终平定。
这些 “盗乱” 的接连爆发，如同一个个尖锐刺耳的警示信号，清晰而又残酷地反映出明朝此时已深陷多事之秋的泥沼，难以自拔。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随时可能爆发。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沉重的赋税和官吏的压迫下，挣扎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绝望与无助。对明朝政府的不满情绪，如同燎原之火，在各地迅速蔓延，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陆，无处不在。而王振为了一己私欲，怂恿朱祁镇发动的麓川之役，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国力，使得国家财政空虚，如同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虚弱不堪；百姓生活更加艰难，苦不堪言。同时，还分散了明朝政府应对国内危机的精力，使得政府在面对国内此起彼伏的起义时，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明朝这艘庞大的航船，在内外交困的暴风雨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它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摇摇欲坠，随时都有被汹涌的海浪吞噬、彻底倾覆的危险。
明英宗朱祁镇在位之时，朝堂之上，宦官王振凭借着与朱祁镇的亲密关系，逐渐掌握了相当的权势。他野心勃勃，不断在朱祁镇耳边煽风点火，怂恿这位年轻的帝王频繁发动对外用兵之举。在王振的蛊惑下，朱祁镇妄图凭借武力征讨四方，在异域的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以此彰显大明国威，稳固自己的统治根基。一时间，朝堂之上，军事议题甚嚣尘上，仿佛大明的荣光即将在一次次的征伐中被无限放大。
然而，在这看似积极扩充军事影响力、满朝激昂于开疆拓土的表象之下，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明朝国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石 —— 卫所制度，在正统年间已然陷入了风雨飘摇、濒临崩溃的绝境，就如同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即将倾塌的巍峨大厦，随时都有轰然崩塌的危险。
回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大明基业之时，卫所制度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本是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军事布局，旨在 “寓兵于农，屯守兼备”，让军士们战时为兵、平时为农，既能保障国家的军事力量，又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弊端逐渐显露。自创立以来，卫所军的生活就一直深陷于极度艰苦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
卫所军每月所能获取的月粮数额极为微薄，仅仅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情况更为恶劣。那些贪婪的上级军官，为了中饱私囊，全然不顾底层军士的死活，常常无情地克扣军粮。本就微薄的月粮，经过层层克扣后，所剩无几，使得卫所军连最基本的养家糊口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许多军士家中，老有父母需要赡养，小有妻儿嗷嗷待哺，可这点微薄且时常被克扣的月粮，根本无法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卫所军人逃亡的现象如同星星之火，悄然在各地的卫所中燃起。起初，这种逃亡现象还较为零星，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情况愈发严重，呈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疯狂态势。
到了正统年间，卫所军人的逃亡情况已经恶化到了令人触目惊心、无法收拾的地步。正统二年（1437 年）十月，直隶巡按御史李奎，怀着对国家军事安危的深切担忧，忧心忡忡地上奏朝廷。他在奏疏中痛陈：“沿海诸多卫所的官旗，大多肆意妄为，公然克减军粮，将这些本应属于军士的粮食据为己有。如此行径，致使军士们生活陷入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之中。许多军士在走投无路、求生无门的绝境之下，有的无奈之下相聚在一起，沦为危害一方的盗贼；有的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冒险兴贩私盐，只为能在这残酷的世道中求一条生路。” 李奎的这一奏报，就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响了卫所制度危机的警钟，然而，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时光匆匆流转至正统十四年（1449 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刘斌，在朝堂之上痛心疾首地向皇帝及满朝文武揭示了更为惊人的真相。他言辞恳切地指出：“近数十年来，那些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