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后的第1年，还是拥有6个月的申诉期，只要按照相关规定偿还购买者钱款，仍然可以获得原有土地的使用权。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土地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双方的信任。
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帝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土地抛荒，通过命令听凭土地荒芜不耕的地主丧失其土地，以及建立联保地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土壤的耕种与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民的负担与地位变化：拜占庭帝国的土地制度对农民的负担和地位产生了显着影响。农民的赋税压力日益增加，除了人头土地税之外，还需承担其他特殊税种，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增加的各种临时税种。同时，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日益加强，地主对隶农的权利逐渐扩大，这加剧了地主对隶农的剥削，间接伤害了帝国的赋税资源。
土地集中与大地产的兴起：拜占庭帝国的土地制度导致了土地的集中和大地产的兴起。在10世纪，随着军区制的完善，一大批军事贵族兴起，使得本来就存在的大地产发展迅速。这些大地产形式多样，包括皇产、教产以及贵族地产。大地产的兴起对帝国的税收体制产生了影响，一些大地产所有者拥有免税权以及自己的势力，脱离了国家的税收体制。
农村公社的作用：拜占庭的农村公社在土地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公社广泛存在，耕地归公社自由农民占有，份地要定期轮换，使用权受到公社保护。农村公社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抵制了封建贵族的侵蚀。
军区制的影响：军区制是拜占庭帝国中期最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它解决了帝国的兵源和财政问题，帮助帝国有效应对阿拉伯人的入侵，进而奠定了拜占庭帝国的繁盛和马其顿王朝的黄金时代。然而，军区制也存在先天隐患，军事长官权势增加，军事贵族兴起，并不断侵吞军役地产以及小农地产，最终导致军区制衰落。
普罗尼亚制的作用：在拜占庭帝国晚期，普罗尼亚制（监领地制度）被推行。这种制度将土地分给担任官职的贵族，接受监领地的贵族需按监领土地的规模提供相应的兵源，为国家服军役。土地上的人民接受监领人的管辖，向监领人缴纳租税和服劳役。普罗尼亚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军事和财政需求，但也加强了贵族对农民的控制。
拜占庭帝国的土地制度在中世纪的实施效果是多方面的，既有促进农业生产和保障国家军事财政需求的积极作用，也有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土地集中和社会矛盾加剧的消极影响。这些实施效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可能有所不同，反映了拜占庭帝国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