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问，他难以讲下去。
而身处文官群中的卫恙若有所思，现在的问题从议河运到议公私再到议人心之性与法制，一层推一层，这些问题从明亡议到如今，都还没有定论。
太祖到天佑帝忙着光复天下，嘉祥帝忙着在国力鼎盛时期拓展疆土，消灭后患。
到了隆兴帝，士人集团在之前有过两次关于儒家思想统一的大辩论，都在嘉祥帝时期，一是嘉祥初年方苞等理学门人同经世学派的几位领袖，但当时辩论的几位都已是暮年白鬓，言论较天佑年间并无新意；二是嘉祥末年李嵇在国子监讲学挑起的同胡之问的大辩论，但这场辩论被卷入夺嫡之争，原本的初心都被大势裹狭，化为党争的工具，在现今士人中，地位非常低。
辩论的双方如今都在中枢任职，这意味着大辩论还会发生，但大家原先的估计是在大势稳定之后也就是辽东平定之后。
如今勋贵借河运挑起事端，使得原本齐心协力的士人群体在这个问题面前显露出分歧，他只要看看左右的同僚，就知道理学同实学的分歧之大，敌对之意是何其盛了。
韩恪对俞鹤伦的问题不是不可以答，但他很清楚韩恪的回答只会引发大战，在辽东之前消耗士人内部力量，使得勋贵团体在辽东之战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在之后士人的大目标新政中居于劣势地位。
韩恪担不起这个制造分裂的骂名。
而俞鹤伦的话，第一句借王船山的土地民有论将河船产权和土地产权置于同一天平之下，第二句直指士人群体对河船买卖与土地兼并的态度不同，第三句以义田变质做切入点直指礼法问题，第四句引用梨州先生的藏天下于天下，将地置换成天下，直指政治的合法性。
那一句都可以要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