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理和感情;
至于中立的,这世界上就没有真正中立的人,之所以中立,不过是自认还没看清风向、不愿下注搏的弱者,他们只会在其他人奄奄一息的时候才重要。
所以嘉祥四十年是最微妙的时候。
而你说的我们,我知道指的是我们十三个人背后的人,可事实上我们是嘉祥年间最大的失败者联盟。
想想我们十三个人的出身,柳鸢和马靳两家是投资忠献亲王,亏吃大了,没和彭城侯一个下场已经是好的了,可要让义忠亲王复立,那就不是吃亏那么简单了,而对于冒险又不太愿意下血本,所以是柳鸢和马靳。
我嘛,我最微不足道了,我祖父拿我父亲下注失败了不说,还把主事的权力给了我叔叔,要是我叔叔有本事我也就认命了,可他读了半辈子书也没读出个进士来,临了还要祖父上遗折,我不服,凭什么,不公平!
而陈维尹陈老大,他是委屈,不仅他委屈,他父亲陈伯父也委屈,嘉祥二十二年上皇在位时的最后一场东征,当时朝野上下都是准备毕其功于一役的,上皇觉得这是对他东征西讨、征战四方最好的注脚。
结果四万野战精锐命丧辽河,二十万大军就此丢盔弃甲般撤退到了锦州一线,当时的前锋大将蓟辽总督陈老国公断后,凭借蓟辽的残兵和五千骁骑营、一万步军营硬生生顶住了后金军的猛攻,稳住了防线。
可事后的问题就大了,谁来顶辽东战败这个雷成了问题,最后的结果是陈老国公背了锅,被罢职闲赋在家,没几年就忧郁而死,陈伯父袭爵,爵位从国公降到三等将军,齐国公府上下委屈至极,憋着一口气,到了嘉祥四十年齐国公府已经沉寂很久了。
而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原因大差不差,都是嘉祥年间的失意人家。
可失意从不是我们当年冒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