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三公的主张各有细微差异，但在义利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强调利的实用性，肯定了人之私欲的合理。
在国朝初年经世学派得到重用，思潮起伏，理念传播到了九州万方，但到了天佑后期，宋明理学卷土重来，以方苞为代表的文人得到朝廷的重用，经世学派在朝堂上有了衰败的迹象。
所以卫恙对这位林家小姐的回答是很意外而又有所亲近的。
意外在这位侯门千金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理学观念，这与他嘉祥末年在帝都居住时所感受到的勋贵人家的氛围是不同的；
不过他又想到这位小姐的父亲是顾学门徒，受其父影响也是情有可原，也因此对这位小姐有了亲近之感，毕竟双方也可以算作同一杆旗帜下的同袍了，按军中的说法。
同时他意识到他不能把他原先准备讲的东西讲给这位侯门千金了，这有伤他当初从师黄学的初衷。正因为这位林家姑娘在理念上同他们相契，他的理念才不能讲给她听，那些是给在翰林院学士中有诡辩之称的贾琏听的。
若是说与面前这位年纪尚幼的林家姑娘听，才是教她未学走先学跑，以己之私害她人之善，正中了理学门人讲的人欲之大恶，陷入重利的极端之中。
卫恙想了这么多其实不过几息时间，等到有了决断，整理了一下思绪，开始讲起《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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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书房门槛上的贾琏，看着树上的花儿，跟陆预讲起李嵇需要钱的缘由，“施行京河修缮，光是前期的征地和相应的准备工作，李嵇至少要花三十万两，而后期动工、征发徭役最少也要七十万两。
而去岁济南府为中心的山东地区发了大水，现在大修的条件是没有，可小修是必要的，还要赈济受灾百姓，目测所需不下二百五十万两。
两件事加起来，李嵇要从国朝每年的常备支出中挤出三百五十万两银子，从那里挤这笔银子？
要知道黄河是眼前之急，年初山东巡抚、济南府报上来的灾荒，是去年就发生了，到现在才处理已经是很晚了，这二百五十万两是必须拨的。
可站在李嵇的角度，修京河的事宜绝不能晚于辽东战事，如果晚于辽东战事，修京河就成了鸡肋，无法发挥它的最大收益。
他不能赌明年再启动工程，如果辽东战事要启动，开战的前两年朝廷就要做各项准备了，预留大笔预算以备战时所需。
就算他要赌，我们也不能等了，陈伯父自嘉祥四十年上任蓟辽总督已经有六年了，再等下去，陛下就该疑心蓟辽是不是真的要姓陈了。
而如果没有京河修缮成功所带来的民心人望，他就无法压制战事结束后裹挟着胜仗之威的我们，施行之后的新政，推行税制改革了。
对于我们双方而言，这件事是一定要谈的，仗要打，河也要修，钱的问题也一定要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