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的反思，崇祯帝对地方士大夫的放权而导致的税收征不上来、国无余财，足够让太祖和天佑帝保持警醒了。
这样的军制和财税体制下，京营由同内府皇商关系密切的江南勋贵把持，这一情况在嘉祥帝时期达到巅峰。
而九边则被元从系和西南系勋贵控制，同京营形成制衡，最为重要的火器、大炮除蓟辽外的九边只是少量装备，其余大多归属京营。
最后京城到江南的运输线由漕运总督衙门控制，国朝初年的势力划分得以最终形成。
大概是这么个大概，但在北方会形成节镇主要是因为得天下后两系勋贵的势力最大，皇帝不得已地放任，让他们圈地自肥。
这样的政策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北方巨大的国防军费开支超出了北方地方经济承受范围。
本朝的做法只是将中央财政划拨的对象主体从九边军镇改为了地方政府，而由于南北空间距离上的遥远所造成的损耗成本随着时间演变只会越来越高，导致收支失衡、财政破产。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彻底消灭边患，后金和喀尔喀蒙古；二是想办法发展边地经济，不求实现自给自足，最少也要减轻国防开支的压力。
第一点已经在做了，第二点到目前为止都有问题。
但第二点却是最为核心，不然明末悲剧还会再现，明末出现了一个十分恶劣的现象——南北分裂。
崇祯帝时三饷的摊派将这一现象体现了淋漓尽致。
三饷指的是辽饷——应对后金入侵但军饷不足的赋税，又叫“九厘地亩银”，简称“九厘银”；剿饷——镇压农民军的军费；练饷——为了训练边兵、乡兵而征收的赋税。
三饷在当时看来都是必须的，从皇帝统治的角度讲。但南方士人、官员对从哪里征这笔钱是有异议的，他们主张按全国土地进行平均摊派。
这个骚操作简直是狗屎。这一操作的理由是南方已经承担了比北人更重的税赋，所以在三饷上应当平均分摊。
结果这一操作直接将北方的民众推向了农民军和后金女真。
因为其无视了北方民众在天灾、后金入侵、流民作乱的接连打击下，根本交不起这笔钱，更不用说交的是“九厘银”。
北方根本不产白银，天下白银首在江南，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两银子在南北方的购买力简直是天差地别，相应地一两银子的税赋落在南北民众身上的负担也是天差地别。
对于南方士人而言，大明的灭亡导致他们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消失了，所以才多有哀悼。
但在同一时空下，彼时江南士人在江南享受荣华富贵、动辄聚会百人千人，连秦淮河都装不下这帮王八蛋的奢靡无度的时候，北方民众却在易子而食，你觉得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吗？
所以后来江南反抗后金统治的时候，由前明北方军队改编而来的绿营兵，在屠杀江南人方面毫不手软，甚至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
最搞笑的是当明朝统治结束的那一刻，江南士人所依附的国家机器垮台后，江南的奴隶开始反抗这些士人的统治、摧毁他们的田地财富的时候，这些饱读诗书、自诩华夏的士人立马向他们眼中的狄夷卑躬屈膝，跪舔至极。
当然后来江南士人之所以又开始怀念明朝，是因为后金开始向他们征收在明朝统治时期拖欠的赋税，而他们根本交不起.........
以至于出现了抛家舍业的现象，这和他们痛恨的流民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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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江南士人作为国家统治阶层，在这一国家机器面临崩溃的情况下从国家的主人退了一步，退到江南的主人。
这很正常，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结束的时候，地方割据势力都有抬头的迹象。
有因必有果。
相较于北方民众迫于生存的无奈，江南士人的前后一系列行为可以用前倨后恭、厚颜无耻、卑鄙下流........来形容。
而更让人恶心的是某些思想家的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