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后才修建的，而蚕丛又比鱼凫早两个“数百岁”，所以其年代应与夏代相当。当时蚕丛虽然“始称王”，但明显地还不具备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酋长，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叶的晚期，而奴隶制的曙光正在慢慢到来。
《华阳国志》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了几件大型纵目人面和鹰鸟形象的青铜器与文献所载对照，印证了古蜀传奇人物——蚕丛和鱼凫的存在。“纵目”是蚕丛的形象特征。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像的眼球向前凸出于眼眶十几厘米，有些人面的鼻梁上还铸有一条龙。鱼凫就是鱼鹰。鹰鸟等飞禽目光敏锐，足爪有力，御风而行，古蜀先民对他们充满了幻想和仰慕，是我国古代敬鸟最甚的民族。古蜀人将鸟的形象赋予祖先，还不辞辛苦地铸造了巨型鹰首、人首鸟身、人身鹰爪等形象的青铜礼器。这些文物在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多有出土。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上古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四川甘孜、阿坝两县、青海和西藏的全部地面）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养殖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养蚕缫丝。蚕丛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夏商之际，是第三代蜀王鱼凫时代，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蜀之间纷争不断。鱼凫时代，商王朝的政权已接近没落，蜀国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周武王的会盟，怀着复仇的心态在伐纣的队伍中勇往直前，故《尚书》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根据年代分析，三星堆遗址至少有两个祭祀坑是属于鱼凫王时代的，出土的大量戈、剑、矛等兵器和礼器是蜀人尚武之风的最佳印证。
尽管与商朝战事频繁，古蜀人独立的经济生活模式却未受影响。这全凭着蜀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江流奔涌，泉水充盈，土壤肥沃，地下有丰富的金、银、玉、铜、铁、铅、锡等矿藏，培养了古蜀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蜀地山林茂盛，犀牛、牦牛、大象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瓜果四季皆熟，漆、麻、桑蚕、雌黄、白土等物产丰饶。古蜀人的缫丝、髹漆工艺堪称一流。满山遍野的竹子解决了住房的问题。从三星堆晚期房址出土的木棍、泥块、竹片等痕迹看，古蜀先民根据川西平原多雨潮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造了竹编木骨泥墙的干栏式建筑。他们就地取材，用木、竹构起屋架，用木棍和竹片编成篱笆，在其里外两面涂草抹泥，以茅竹覆盖在屋顶上。在今天四川贫困地区仍有类似的茅草房。
古蜀国北边“以褒斜为前门”，即到了今天陕西汉中一带，与秦国接壤。南边以“熊耳、灵关为后”，即到了今天四川青神、芦山一带，与越族相邻。西面依靠九顶山、峨眉山。东边接于巴族，以“工、潜、绵、洛为池泽”，利用江河之便利发展渔业。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碰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所以只能依仗巫、巴之盐。巫耋和巴人生活在长江三峡和川东一带，此地盐泉密集，很久以前巫耋和巴人就与盐泉相伴，伐木煎煮泉水，用晶盐与四周的居民交易。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自然不会放弃川西这个大市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盐利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不论哪一方失利，都会影响到古蜀王国的食盐供给。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鱼凫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在巴巫之间建立“非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