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整个城建局沸沸扬扬，大家几乎停止了工作三五成群的议论纷纷。高歌父母又一次出了大名，招来众人声讨，很多人还向处长和保卫科长提议：应该报案。
听闻消息的张奶奶惊恐万状的跑到河边，听完沈阿姨触目惊心的描述，仰天顿足大骂：“这个遭天杀的蠢货呀！真的是比屠夫还可怕！”
只是高歌父母都已随车去了医院，自然是看不到、也听不到。
放学回家的高歌和婉儿听闻此事，吓得围在姐姐身边不知该说什么，只知道惊恐万状地看着她。那晚，婉儿洗了一个大苹果抖着手递给姐姐，看到姐姐接过，欣慰地依偎着哥哥看姐姐默默地流泪吃完。她是爱姐姐的，不在乎她的冷漠。
哥哥高进像是没事一般，在他二层床上不知摆弄什么。
自从此事发生后，高虹变得更加冷漠、更加沉默，不再叫爸爸妈妈和哥哥，在家独来独往、漠视一切，仿佛家里就她一个人。但她的学习成绩更加优秀，次年夏考上了市一中；初中毕业时，以中考第一名成绩考上师范学校，最后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同样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心有余悸的张奶奶每看到高歌和婉儿回家，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与不安，仿佛兄妹俩是回鬼窟一般，每天早上都要仔细检查婉儿身体各个地方。虽然婉儿经常睡在她这儿，可有时候还是让兄妹俩回家睡，毕竟是别人家的孩子，不能做得太过分。
然而，不好的事情似乎总是在高歌家发生。一月后，高歌的父亲因在外面风流胡搞，被当事人亲属状告到城建处政工科，身为科长的张爷爷再次怒发冲冠。次日早，关于严重警告处分高志恒（高歌父亲）的公告张贴出来，众人再次哗然，纷纷为高虹、高歌和高雅（婉儿学名）惋惜生在这样的家庭。
高歌早就适应了，一心只知道关爱妹妹，有时也关心姐姐。只是高虹不怎么领情，继续保持冷漠与沉默，用充满憎恨的目光看向这个家庭每一个角落，尤其是父母。其实，她内心深处还是爱弟弟妹妹的，只是太多的恨扭曲了她的心灵，也淹没了她的爱。正因如此，她此生每当遇到困难与困惑时，仅仅只会想到向弟弟高歌求助。
时间很快就进入八十年代，张爷爷光荣退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要求得了一张凤凰自行车票。那是1980年春节前一周的上午，师傅郑天乾正在房前大坪指导孩子们习武，看到张爷爷推着一辆崭新的凤凰二八大杠，载着棉花包似的婉儿和后面跟随的张奶奶与高歌出现，很是惊异。
“天乾，喜不喜欢今年的师傅费？”张爷爷笑看着他，拍了拍新自行车坐凳戏问，再把叽叽喳喳和师父、哥哥姐姐打招呼的婉儿抱下车。
这突然的惊喜让郑天乾憨态百出，激动得只知道嘿嘿地傻笑，随即在张爷爷张奶奶身前跪下。
“爸、妈，从今以后您二老就是我郑天乾的亲爹亲妈，高歌和婉儿就是我的亲生儿女，我给您们俩养老送终。”说完就给两老磕了三个响头。张奶奶连忙将他扶起，她何尝不喜欢这个纯朴、忠厚、直爽、诚实的一家人呢？
这天午饭时，郑天乾将一大桌人的称呼做了调整。夫妻俩称两老为父母，儿女们称两老为爷爷奶奶；张爷爷张奶奶称他们夫妻为儿子儿媳，孩子们为孙子孙女；高歌和婉儿正式称郑天乾夫妇为爹妈，称他们三个儿女为大哥、二哥和姐姐，一桌心性相通的有缘人成了真正的一家人。
大哥和二哥也喜欢上糊纸盒，经常晚上过来一起操作。九点后，留下妹妹陪婉儿，兄弟俩再回家。小德哥哥也常来串门，还跟着高歌多次去聚义村玩，他也迷上聚义村了，只恨还要糊纸盒不得不回家。
也是这年春节前，高歌给父母讲明：大年三十到初三和妹妹在师父家过春节。高歌很想带着妹妹与家庭脱离，只因太多原因而无法作出决定，这也是他今生最痛悔的事。他一直肯定：如果当时能毅然决定下来，婉儿就不会离世。
高歌的母亲虽然清楚，自己的丈夫因风流成性而招人不齿；大儿子因不思进取、本性顽劣、为人不端而被人厌嫌；大女儿不再叫爸爸妈妈，整天沉默寡言、冷若冰霜，眼里还充满了敌视；高歌和婉儿经常不回家，如同成了别人的子孙。可她依旧不懂得反思、不懂得沟通、不懂得关爱，也不接受丈夫的离婚要求。继续着愚昧与蛮横，顽固不化的内心日益积累越来越多的，自己永远都搞不明白的怨恨。尽管她在外面更加躬卑，但没人同情和尊重她，只有无尽的白眼和耻笑落在她身上。
“我呸，还是出生高干家庭，比地主资本家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