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选举日趋驰废。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汉武帝开始改革币制。他首先向诸侯王下手，制造了一种皮币，要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必须使用皮币。一张皮币面值四十万钱，然而实际上根本不值这个数字。这样实际上是使用国家强制手段逼迫诸侯王出钱充实国库，不然就会失爵失国。说白了，这就是汉武帝手握砍刀逼着诸侯国出钱，只不过拿出皮币来充当遮羞布。
后来，武帝觉得从诸侯国主手中搜刮财富还不够用，便利用同样的方法掠夺民间财富。当时他命令钱监造银锡为白金，面值三千、五百、三百，又铸三铢钱，文如其重。从古到今，发行大面值的货币，便是政府解决财政危的有效手段，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却会打乱市场和货币的正常秩序，引起恶劣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作法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汉武帝政府用不足值的“白金”来攫取标称的实际价值财富，就是一种无耻的经济掠夺，后来的王莽和蜀国也曾使用过，再往后的各朝各代都是一个鸟样。明代的纸钞、民国的法币……
由于足值的三铢钱与不足值的“白金”同时使用，百姓肯定会盗铸白金。吏不能制。大司农颜异曾明确指出皮币的不合理之处：“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皮币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而后颜异竟以“腹诽”之罪而丧命，于是朝中就只剩阿谀奉承之徒，无人敢于质疑皇帝的货币做法。
后来王莽篡位之后。也曾尝试着改变国家货币，在他的极力主导之下，当时的朝廷先后发行了三种新钱，分别叫做“大泉”、“栔刀”和“金错刀”。
王莽当时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民间的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得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私藏和使用黄金，百姓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时候则干脆没收，巧取豪夺。
王莽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
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之后，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
到了后来，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寿终正寝。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并没有马上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稳定全国的局面显得更加紧迫。当时他暂时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开始重新铸造足重优质的五铢钱。
东汉时代，国家货币以铜钱为主，而那种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事情要到明朝才能形成，至于黄金，从来都是稀有贵重金属，但却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货币。黄巾之乱过后，大汉国内的经济流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普通百姓又开始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这种落后低下的交易方式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于蓬勃发展的幽州，对于紧随其后的辽州和冀州，对于百废待兴的宁州，都是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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