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直，由此朝中要职多为山西商人出身之官员把持，才外还有定国公徐文壁等人支持。是以张家口从商者，远不止张家口堡本地之人，而是来自山西各地，而其身后大多可见藩王、公卿、朝中大员、地方大员之影响，大人您说，山西哪个边臣敢管理边口贸易。更别说这些人自己亦在其中牟利。”
陈新点点头道：“终究还是个利字，为了这个利字，连转基因……但隆庆议和对朝廷还是有些好处，至少不用每年和俺答干仗了，那张四维后来又如何？”
“张居正晚年乾纲独断，内阁为其一手把持，又推考成法将部权收于内阁，通过考成控制地方，由此与次辅张四维颇有对立。张居正刚一去世，张四维便唆使山西大同盐商出身的御史李植弹劾冯保，以此为契机开始对张居正的批判。知道张四维之父去世，因丁忧而失去权柄，由出身江南的申时行接替首辅之位。然后才是代表运河和江南商家的东林党把持。不过张家口堡的边贸利润丰厚，这几十年下来，比万历年间与朝中的纠葛只多不少。”
陈新听完有些沉默，明代的商业发达，优越的家境让其中子弟更有条件读书科举，朝堂中很多官吏实际是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国内的庞大市场本身便有巨大的利益。加上明初制度的天然缺陷，使得政府逐渐丧失对基层的控制，规则的缺失，让这些商人贪得无厌。
张居正执政时期是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个时期。关键不在一条鞭法，而在与内阁控制下的考成法，中央通过强化巡抚巡按的权力，来控制地方官厅。使得内阁不光是参考地方的文薄来票拟。而是通过考成来监督地方，这才是张居正死后会被大多数官员支持清算的原因。
张居正希望的是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而东林党因为大量利益在基层，提出所谓天下之公等等理论，李三才甚至提出新的君权论，名义上是为天下人争权力，大义煌煌，实际上争的是自己的商业和土地利益，总的来说是自下而上，不过这个天下只包括他们的群体，而非是天下百姓，东林党实际是商业和土地利益掌握话语权的体现，而商业和权力结合而成的垄断也让明末商人并无西方商业的进取之心。
张居正一死，山西和江南商业利益的团体为代表，对张居正个人进行清算，再进而推翻张居正考成法。中央再次失去对地方的控制，也是后来财政和军事陷入困境的政治原因。
陈新转头看向宋闻贤，“个个都有自己的私利。宋先生，那你觉得那些朝官都是些什么道道？咱们能看懂的，皇上看不懂？”
“属下觉得皇上是懂的，皇上刚除灭魏忠贤之时，需要东林党稳定朝局，让他们得意了两年，转眼己巳之变到来，温体仁说钱龙锡、王洽和袁崇焕勾结，引建奴入关签城下之盟，但属下是不太相信东林党会干这些，属下信的是，东林党的心思根本不在国事上。”
陈新哈哈笑道，“宋先生意思是他们不是不想守，只是才具差些罢了。”
“是差得远才对，这伙人在朝堂争权是一把好手，嘴巴说得一个比一个漂亮，抢到手了真要做实事的时候，便不知从何着手。所以皇上很快对他们失望，借着己巳之变打压东林党，扶持以孤党自居的周延儒和温体仁，让他们和东林党互相牵制，此乃君主制衡之道，而周延儒显然并未明白皇上心思，反而想联合东林对付温体仁，如今的下场便可想而知，温体仁之胜不在其狡猾，而在其明白自己的角色。”
陈新微笑着连连点头，“听宋先生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内阁诸公若是有宋先生的水准，咱们大明也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
“大人过奖了，就算属下去当了首辅，大明还是如今这个样子，非是一人可改变，大势如此为之奈何。张居正天纵之才，尸骨未寒就被杀了长子，家也被抄了，属下再是精明，比起张江陵还是差得远。”
陈新站起来走了几步，对宋闻贤拱手微笑道：“今日颇有所得，本官倒是觉得，官员家中经商无不可，重要的是不能依托其手中之权，否则商业虽然看着活跃，实际全在官商手中，最后上游下游都无利可图，反而这流通最有搞头，原先民有便曾说过，种地得利一，制工得利二，而商贾得利五，这本身便甚不合理，可恨这些人还千方百计漏掉微薄商税。满口道德的人，面对商利可以不要脸到极点，如今天下各处都是如此格局，不天翻地覆一番是改不了的。也谢过宋先生如今还能直言不讳，你我认识之时便是朋友论交，日后无论本官是什么，还请宋先生一直如此，本官现在能畅怀说话的人不多了。”
宋闻贤站起来躬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