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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文掌权后，第一件要改革的就是整顿宦官欺压百姓的坏风气。他替唐顺宗下了一道诏书，免了一些苛捐杂税：把宫市、五坊小儿一类欺负百姓的事，统统取缔了。
这个措施一实行，长安百姓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一些作恶多端的宦官却气歪了脸。
王叔文又把财政权拿了过来，进行了改革。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永贞革新”（“永贞”是唐顺宗的年号）。
王叔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当然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宦官头子俱文珍认为王叔文的权力太大了，用顺宗的名义解除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
王叔文知道要想跟宦官斗争，还得把他们手里的兵权夺过来。他就派老将范希朝去接管宦官掌握的神策军。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范希朝去接管人马，一些将领不来理他，只好空手回来了。
不到一个月，俱文珍勾结一批附和他们的老臣，宣布顺宗因为病重不能执政，由太子李纯监国。又隔了一个月，太子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宪宗。
顺宗一下台，俱文珍等一批宦官立刻把王叔文、王伾革职，贬谪到外地去。第二年，又把王叔文处死。永贞革新不到一年就全盘失败，那些支持王叔文一起改革的官员也受到了株连。
刘禹锡游玄都观
王叔文实行改革的时候，不但一批宦官恨王叔文，还有不少大臣嫌王叔文地位低，办事专断，也对他不满，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都纷纷攻击王叔文。原来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宪宗下了诏书，把韦执谊等八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官名），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
“八司马”当中，有两个是有名的文学家，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擅长散文，刘禹锡善于写诗，两个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回，柳宗元被派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刘禹锡被派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永州和朗州都在南边，离开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荒僻落后的地区。要是换了一些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幸好他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他们相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直的，失败了也不那么懊丧。到了那里，除了办公以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在他们的诗文中，常常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疾苦，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在永州写的。
两个人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日子一久，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放在边远地区太可惜了，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柳宗元调回长安，准备让他们留在京城做官。
刘禹锡回到长安，看看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
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面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一批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游客。有些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刘禹锡想，到那里去散散心也不错，就跟着朋友们一起去了。
刘禹锡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的诗本来挺出名，这篇新作品一出来，很快就在长安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读了刘禹锡的诗，就细细琢磨起来，里面到底有什么含意。也不知道哪个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实际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
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唐宪宗对他也很不满意。本来主张留他在京城的人也不便说话了。刘禹锡又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似乎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那时候还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呢。
刘禹锡家里有个老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人伺候：如果跟着刘禹锡一起到播州，上了年纪的老人受不了这个苦。
这可叫刘禹锡太为难啦！
这时候，柳宗元在长安也呆不住了，朝廷把他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刘禹锡的困难情形，决心帮助好朋友。他连夜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把派给他柳州的官职跟刘禹锡对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