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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维和颜悦色地看着我，“你内心一直有恐惧，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现的某种变化和自己的写作陷入困境，比如怀孕比如书出版的前景自我表达的焦虑，你渴望心想事成，但总有一些东西在卡着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就来自于你自身假想的牢笼，冯马士·墨顿说，‘人世间惟一真正的愉悦，是从自我设置的监狱中逃出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
“不算太糟，但也不是完整的。”
“你在担心什么？”
“永远消除不了的虚无感，同时还有一种爱的汁液鼓鼓囊囊地盛在我的胸膛里，却无法释放，我爱的男孩不能给我一次完完全全的性，甚至不能给我安全感，他吸麻醉品，与世无争，抱着小猫去了南方，仿佛随时都会离开我，我指的可能是永别。一个己婚男人却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身体的满足，但对感情对内心的虚无感起不了作用，我们用身体交流，靠身体彼此存在，但身体又恰恰是我们之间的屏障，妨碍我们进一步的精神交流。”
“对孤独的恐惧才使一个人学会去爱。”
“我想得太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男人不会愿意与想得太多的女人交往吧，我还能记住我的梦并记录下来。”
“所以说人生并不简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视自己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你己知道怎么做，用精神分析克服绝望，你不甘于平凡，你天生有魅力。”他的话很温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经常这样安抚女病人，自从找他做分析师后，我就不太在平常约他吃饭、打球，跳舞了，因为担心一举一动尽在他眼皮底下被时刻分析。
阳光照进来，一些浮尘像思想的微粒一样翩蹑起舞，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支着脑袋，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女性意识成长中觉悟了。我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我是不是有些虚伪、势利、呆头呆脑，生活中的问题连成一片，我要花一生的精力就为了能克服这股来者不善的力量。
圣诞节。整整一天没有人给我打电话。黄昏的时候天是灰色的，但不会下雪，上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该下雪的时候下雪了。我看了一整天的影碟，抽了一包半七星香烟，无聊得透不过气来。我给天天打电话，没人接。给马克打电话号码拨到一半我就放弃了，今天晚上我的确是想和一个什么男人说说话，呆在一起的呀。
我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了一圈，最后决定必须要离开这个屋子，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我在手袋里装了足够多的钱，我的脸也化过妆，我想今晚一定会有该发生的事发生。
我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小姐，去哪儿？”我说，“先随便兜兜吧。”车窗外的街景充满节日气氛，尽管圣诞不属于中国文化，但同样给了年轻时髦的人群一个可以纵情狂欢的理由。不停看到有情侣双双对对出入于餐馆，百货公司，手里拎着购物袋，商店也在借机打折促销。一个又将充满泡沫欢乐的夜晚。
司机一直在跟我搭话，我懒得理他。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此时正在放一段吉他的solo，然后主持人的声音嗡嗡地响起，说的是所谓北京新声中脱颖而出的一支乐队，然后很奇怪的，我听到了我熟悉的一个名字，朴勇。
几年前我还在杂志社的时候去北京采访过他和其他的乐队，当时我们手拉手在夜晚12点的时候走过天安门广场，他站在立交桥上说要向我表演行为艺术，他拉开拉链对着天空小便，然后他托住我的头亲吻我的嘴唇。这种粗放形式的浪漫使我好奇，但我担心与他做爱时他会要求在我身上撒尿，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的怪招儿，我们一直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并且很少联系。
朴勇的声音在电波里出现，他回答了主持人一个有关音乐创作的平庸的问题，然后他开始与一些听众交流。其中一个女孩问他，“中国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摇滚”，另一个男孩问他周围的女性给了他怎样的音乐灵感。他咳嗽几声，用低沉性感的声音对着孩子们胡说了一通。我叫住司机，“在这儿等我几分钟。”
我说着下车走到路边的电话亭，插迸IC卡，很幸运地，我没费力气就拨通了电台热线。
“你好，朴勇。”我高兴地说，“我是倪可。”接着我就听到了一阵夸张而动人的问候声，“嗨，圣诞快乐！”他在电台节目里有所顾忌，没叫我“宝贝儿”。“今晚来北京吧，”他轻率而快乐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