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存在于可信与不可信的边缘，存在于火焰与冰雪的边缘，她身上有摄人的性感（作为女性我更清楚地感受到），也有骇人的死感（她有常人少有的经历和神经质，随时随地会失控，会像把刀一样伤人）。
我试着把她的手掰开，只有离她远点才能睡着。可她把我抱得更紧了，随着一声梦中的呻吟，她开始热烈地亲吻我的脸，她的嘴唇像饥饿的蛤蜊湿润而危险。可我不是阿Dick，或者她生命中其他的男人。我死命地推开她，她还是没醒。夜色朦胧中，她像长春藤一样紧紧缠着我的身体，我浑身燥热，惊慌失措。
然后她突然醒了，睁开眼睛，睫毛湿湿的，“你为什么抱着我？”她低声责问我，但还是可以看出她挺高兴。
“是你先抱我的。”我低声辩解，“哦，”她叹了口气，“我做梦了，梦见阿Dick……可能是我真心喜欢上这小子了，我太寂寞了。”她说着，起身下床，整理一下头发和天天的浴衣，“还是去隔壁睡吧，”她走出门的时候突然笑起来，脸上满是诡异表情，转身问我，“你喜不喜欢我像刚才那样抱着你？”
“God！”我对大花板做了个鬼脸。“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真的，我们可以做得更默契，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星座相合。”她作手势制止我开口，“我指的是，我也许可以做你美丽小说的经纪人吧。”
十七、母女间
我不愿意让我的小女儿抛头露面，面对残酷
的生活，她应该尽量呆在客厅里。
——弗洛伊德
我坐在双层巴士的顶层一路摇晃着，穿过那些我无比熟悉的大街、高楼和树木，在虹口下了车。那幢22层楼高的住宅在阳光下很显眼，大楼外墙的淡黄色已被化学物质污染着略略显得脏了。我父母就住在楼房的顶层，从我家窗户看出去的街道、人群、楼房统统变小，鸟瞰下的城市微观而丰富多彩。但我家的海拔如此之高，使我父母的部分有恐高症的朋友不再经常造访。
而我却很享受整幢建筑物随时会坍塌崩溃的感觉。上海不像日本的很多城市坐落在地震带上，上海只有几次轻轻摇晃的记忆。其中一次我记得是在与以前杂志社同事们在新乐路上聚餐的时候，那是秋天的晚上，刚摇第一下的时候我就扔下手里的大闸蟹，一个箭步首先跳下楼梯，等同事们都下来，我们在饭店门口轻声聊了一会儿天，摇晃过去了，我们重新回到楼上，我满怀着对生命的珍惜之情，很快吃完了碟里剩余的肥肥大大的蟹。
电梯里永远是那个裹着件旧军装的老头子在负责揿按钮，我也总会想着电梯每上一层，城市脆弱的地表就断裂出一条细细的缝，电梯上上下下，上海就会以每秒钟0。0001毫米的速度向太平洋洋底沉陷。
门开了，妈妈的脸上有高兴的表情，但她克制着，依旧淡淡地说，“说好10点半到的，又迟到了。”她的头发还精心焗了油，做了发式，应该就在楼下的理发小店里做的吧。
爸爸应声而出，他胖胖的，穿着崭新的鳄鱼牌T恤，手里拿着一支“皇冠牌”雪茄，我几乎在一瞬间惊奇地发现，经过这么多年原来我的爸爸还是相当讨人喜欢的漂亮老头。
我给他一个大拥抱，“生日快乐，倪教授。”他笑眯眯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今天是他的节日，双喜临门，既是53岁生日，又是他熬到头发发白熬到做正教授的一天。倪教授听上去可比“倪副教授”正点多了。
朱砂从我的卧房里走出来，她暂时还借住在这里，新买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还在装修中。说来也很有意思，我父母坚决不收她的房租，好几次她偷偷塞在他们的包里或抽屉里都被他们责备了一番。他们的理由只有一条，“自己的亲戚，这样看重钱像什么样子。商品社会里也得讲亲情也得坚持某些原则是不是？”我爸爸说。
朱砂就常送他们水果之类的小礼物，这次生日又买了一大盒雪茄，爸爸只抽国产的“皇冠”，使他得意的是系里的一些欧洲访问学者们在他的推荐下也都抽上了这种中国雪茄。
我买了双袜子给老爸，一方面是因为在我眼里送给男性的最佳礼物就是袜子（我送给历任男友们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双又一双的袜子），另一方面我的存款已快用完，而指望新书赚钱也还有一段长长的时间，必须节约一点。
来做客的还有爸爸的几个在读研究生弟子，妈妈照旧在厨房里嚓嚓嚓地炒菜，家里新雇的钟点工在一旁帮忙。爸爸的书房里是一片高谈阔论声，男人们都在谈一些又难懂又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的话题。当初爸爸曾想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