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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跑腿的事都由李乐来做，天天的钱被换成一撮一撮白色的粉。两个人呆在宾馆的房间里，猫睡在电视机边，电视机成天开着，那上面每日有打劫案和市政工程的报道。几乎不吃饭，身体的新陈代谢几乎降至零，门开着，方便服务生送饭，连走动一步都懒，房间里散发出奇异的某种不真实的气味，像果冻放进尸体肚子里那种清新而腐烂的混合。
渐渐地，为了省钱，或者有时找不到做生意的熟人，他们去药店买很多咳嗽糖浆，储备在房间里以供不时之需。李乐会用一种土方法在一只小咖啡杯里把糖浆熬制成某种麻醉替代品，但味道实在很糟，可还是聊胜于无。
有一天，小猫线团从这个房间里出走了。它一连几天都没有食物可吃，它已经不再得到主人的关照，于是有一天它决定出走，走的时候肚子瘪瘪的，毛色暗淡，骨架嶙峋，似乎活不太长。
它走了以后一直没回来，它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只专门在深夜垃圾堆里觅食，在街角某处叫春的野猫。
情况变成这样，我一时被惊呆了，脑子糊里糊涂的。而失眠更是使人全身发热发干，所有的影子都在四周飘移，记录下千万种的形状和绝境，在干燥而没有希望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把我和天天相识的日子没有秩序地重映了一遍，我的大脑像一片蒙着灰尘的屏幕，我和我的宝贝则是世上最蹩脚的男女主角。
可我们那么深地彼此相爱，谁也离不开谁，尤其是现在，天天随时会像天外浮尘一样以失重的速率飘远的恐惧使我的心痛成一团，我感觉我更爱他了。我盼着天快点亮，不然我就要疯了。
十九、去南方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我有那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
——艾伦·金斯堡
第二天我带着一只小小旅行包，直接坐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我买了下班去海口的飞机票。做完这些，我想起有一些电话要打。天天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好像不在宾馆，于是我给宾馆前台留了言，说了我到海口的时间。翻着通讯本，我有些黯然神伤，在此时在我面临一个凶吉未卜的问题时，好像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打打电话，分担我的惊慌和焦虑。
马当娜的手机关着，朱砂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在占线，手机也占线，不知道她同时在跟几个人说话，蜘蛛因出差公干不在上海，他的同事问我有什么话可留下，我说谢谢，不用了。剩下的还有我的编辑邓，我的心理医师——大维，我的情人马克，我的父母，还有此前认识的几个男性的电话。
我把磁卡在话机里插进插出，情绪低落，转过脸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架麦道飞机正沿着跑道滑行，然后经过加速，它猛地一抬头，冲出了我的视线。那种瞬间飞升的姿态非常优美，像是银色大鸟。约翰·丹佛的歌《乘飞机远去》曾经打动了多少寂寞旅人的心。
我走进抽烟室，与一个男人对面而坐。他略略侧着身，看得见他留着漂亮的阿加西式的小胡子，穿长长的喇叭形皮裙。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留这种式样的胡子也可以留得这么有型，他也是惟一一个让我遇见穿皮裙上飞机的男人。他抽的牌子是“三五”，我能嗅出那种烟雾里特有的粗糙气味，像粗皮面粉粘在舌尖上的感觉。热的烟夹在冷的手指间。
然后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他的眼圈微微发黑，眼睛却特别亮，看上去威武又柔美，阴阳颠倒正负相和的一种形象。
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微笑着向我张开手臂，“CoCo，是你吗？”此人正是我曾在北京遇到过的造型师飞苹果。
我们拥抱，然后并排坐下来抽烟。交谈了几句，原来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去同一个地方。我的头一直在隐隐作痛，抽烟室里的光线也令人不适。
“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他低头仔细地察看我的脸，用一只手臂拥住我。
“是不太好。……不过说来话长，我是去接我的男朋友，他在那儿快要崩溃了。……而我，也没什么力气。”我喃喃地说着，扔掉烟蒂，站起来，“这儿空气真差。”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跟了上来。“等等，咦，这地上是什么？”我昏头胀脑地只顾朝外走，“CoCo，你的耳环掉了吗？”
我摸摸耳朵，叹口气，从飞苹果手里接过这粒像米一样大的钻钻耳插，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光彩和形状，是我目前一身黑扑扑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