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新闻人物”。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喜欢写作，于是，少先队办壁报、黑板报、油印小报之类的事，都落到我的头上。这对我是极好的锻炼。我居然“连升三级”──从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一下子升为大队宣传委员，佩上“三道杠”臂章。
就在我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后不久，我居然收到了《浙南日报》的约稿信。那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又一封印着《浙南日报》红字的信，寄到了我手中。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跟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全文如下：
叶永烈同学：
前次给你的稿费收到了没有？“六一”儿童节到了，请你写写自己的感想寄给我们，好不好。
致
礼
《浙南日报》副刊组
稿子寄《浙南日报》副刊组收
我应约写了《纪念“六一”》一文，于1951年6月1日发表于《浙南日报》。这是我的第二篇见诸报纸的文章，全文如下：
纪念“六一”
市立九小 叶永烈
六一是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它呢？ 我说：
一，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锻炼身体，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材。
二，参加*、宣传工作，订出爱国公约，响应政府号召。
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快乐的日子谁带来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共产党、解放军、毛主席。
这篇短文如今看来同样非常幼稚，口号式，可毕竟是一个十一岁孩子当时的心声。
虽然我知道，在离我家不远的《浙南日报》社，有一位热忱的编辑老师在关心着我，扶植我。可是，我却不敢上那里去。
我曾这么说：“我不敢去见见那位编辑老师。我，一个在少先队小队会议上发言都会脸红的孩子，怎敢跨进报社的大门？何况我又不知道给我写信的人姓什么，万一传达室问我找谁，我怎么答得出来？”
那个年代，报社编辑给作者写信，在信末盖上个公章。我深深怀念着那位热心的、不知名的编辑。我精心收藏着那些信件和那些用铅字印出来的最初的作品。后来，我不论考上北京大学，还是由北京到上海工作，一直带着这些“珍品”，直至在“*”中被抄家抄走。
第一次投稿（3）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直到1980年，发还一大包抄家物资，我惊喜地发现，那些“珍品”居然完好无损！
我重新细阅那些珍贵的信件，抚今忆昔，不胜感慨。我始终感激那位我从未谋面的热心的编辑。
不久，正巧《温州日报》派记者来上海采访我。我说起《温州日报》当年对我的培养，怀念那位恩师，便将那封信复印，请《温州日报》的记者带回去，请编辑们辨认是谁的笔迹，帮助我寻师。
事隔将近三十年，报社里人员变动很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的更新，一茬又一茬，报社许多人不认识那位老编辑的笔迹。
复印件到了报社总编手里。总编在报社工作时间很长，认出了那笔迹。他说：“这是杨奔的字！”
杨奔，当年《浙南日报》的副刊，正是由他一人编辑。
从编辑部的来信中，我知道了关于他的大概情况：他16岁起就当小学、中学的教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他在《浙南日报》只工作了一年，由于政治上的冤屈，被调离报社，到一所中学去当语文教员，后来退休，住在温州远郊的苍南县。
根据报社提供的杨奔先生的通讯地址，我于1981年3 月10日，向他致函问候，感谢他在三十年前曾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伸出温暖的手。我写道：
“我非常感谢《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帮助和鼓励。我曾在《我的第一篇作品》一文中写道：‘如果不是在11岁时受到那位编辑的帮助，如果没有发表那篇不像样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子打一辈子交道。大树都是由幼苗成长起来的，幼苗的成长离不开园丁的辛勤培养。’这段话正是反映了我对《浙南日报》编辑部和您的深切感谢之情。……”
杨奔先生在收到我来信后，心潮起伏，当晚填词《小重山令》：
“上纸书来四座惊，忽疑身是梦，忆三生。起看落月半笼明，春寒重，辛叶暗藏莺。
少日若峥嵘，挥毫倾肝胆，照人清。滋兰九畹望敷荣，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