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当我开始恋爱，第一次送给我的爱人的珍贵礼物，便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当我打算从科学研究所“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十万个为什么》帮了大忙：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当来到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接待我的是厂长李资清。李厂长一听说我叫叶永烈，马上就说：“久闻大名——《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我们厂正在把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绍信”了。非常顺利，不久，我就调到了这家电影厂，在那里一口气干了十八年的电影编导工作。
顺便提一笔，在“*”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工农兵批判联络站”的所谓“批判”。
内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我在化学分册初版本中所写的“做豆腐为什么要点卤？”。我在一开头，这么写道：“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可是你如果注意一下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情形，你会发现：人们总是用水把黄豆浸胀，磨成豆浆，然后进行‘点卤’——往豆浆里加入盐卤……”
这一段话，被“上纲上线”，扣上了“污蔑贫下中农”的政治帽子。
其实，那是因为我所看的电影《白毛女》是最初的版本。后来，《白毛女》进行了修改，把杨白劳写成挺身反抗黄世仁，不再是喝盐卤自杀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在“棉花为什么能作炸药？”一文中，说到“经过化学处理，斯斯文文的棉花，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助手，成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被“批判”为“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至于“太阳为什么有黑子？”一文，则被说成“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很大，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也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之一。
如此这般荒唐的“批判”，乃是那荒唐岁月的“拿手好戏”。所谓“工农兵批判《十万个为什么》”，大体上就是这等“水平”！
在上海工作的我，首当其冲。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记得，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家门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都在议论着我这“大毒草”作者……我被“下放”到杭州湾畔的“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在那里，我遇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他们也被送来“改造”。因为我们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