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那是1937年“8·13”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挂便衣。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解放后，薛先生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档案部门保存。
如能找到，可查到当时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助于弄清1921年前搜查*“一大”会场的详况。
薛先生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薛先生说，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跟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耕莘回忆说，程子卿在法租界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自1931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渡过。
我问及程子卿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解放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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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1）
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很多人问我，你是如何采访陈伯达的？
最初的采访，却是十分的艰难。这艰难是双重的：
首先，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