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父亲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父亲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傅聪还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写《傅雷画传》（2）
《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忧国之书，忧民之书。尽管傅雷受极左路线*，不得不终日蜗居，与世隔绝，但是他的心是博大无涯的，紧紧地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哀乐相连。
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我曾说，我作为上海作家，向来很忌讳写上海作家。傅雷与戴厚英是两个例外。傅雷与戴厚英都是命运乖戾、受尽“左”的压迫而死于非命的上海作家。我多次采访戴厚英本人，为戴厚英写下了纪实长篇《非命》。
我关注傅雷，最初是从关注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音乐界的“两聪”——马思聪和傅聪。这两“聪”都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我为内心痛楚、客死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写下了纪实长篇《风雨琴声——马思聪传》。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昭雪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导，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导，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关注。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在1980年发表于《福建文学》杂志。
我采访了傅聪，又采访了傅敏。我的视线转向他们的父亲傅雷。我采访的范围逐步扩大，内中包括傅雷夫人哥哥朱人秀、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梅月英（荷娣），傅雷夫人侄女朱佛容；傅雷的许多好友：著名作家柯灵、楼适夷，数学家雷垣教授，翻译家周煦良教授，声学家林俊卿教授，音乐家丁善德教授，小提琴家毛楚恩教授，翻译家严大椿教授，法学家裘劭恒教授，傅雷干女儿、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傅聪的好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钢琴家史大正，上海音乐学院吴乐懿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铎教授……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钧女士给我很大帮助，给我看了*中央总书记*对傅聪问题的批示的影印件以及有关文件。
我的采访逐步深入：
“挖”出了那位冒死保存傅雷夫妇骨灰、感人至深的江小燕；
在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查到傅雷死亡档案，采访了有关公安人员，首次揭开傅雷之死的真相。
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我写出关于傅雷、傅聪、傅敏的三篇报告文学，写出了《傅雷一家》一书，于1986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选入《傅雷与傅聪》一书。
楼适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经建议我写长篇《傅雷传》。我原本也准备写，所以对傅雷亲友作了广泛的采访。然而，后来我忙于“红色三部曲”、《“四人帮”兴衰》、《反右派始末》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也就把《傅雷传》的写作搁下来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图时代”到来了。读者喜爱图文并茂或者以图为主的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写《傅雷画传》，由于我曾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