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书、写书的地方，由于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积累了大批档案和资料，成了一个规模不小、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我的“私家档案馆”，引起了上海档案馆的注意，几度派人前来参观，并商谈能否捐赠部分藏品。2005年12月1日，我应邀在上海中山东二路9号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10楼报告厅，作讲座《纪实文学创作与档案》。这一讲座，被列为上海“东方讲坛”专题讲座之一。
我的“私家档案馆”甚至还引起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档案》月刊的兴趣。这家杂志的主编和记者一起访问我的书房，写了报道《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
一段众人皆知、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一份档案的披露而改写了；一些较为敏感的政界人物档案在“铁鞋”尚未踏破之前居然被寻觅到了；一个收藏量大、品种多、拥有专业装具和全套信息化装备的“家庭档案馆”静悄悄地形成了。
这些事情有，但不经常发生。如果，这些事情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居然都和“档案”有关，就有些令人称奇了。这个人就是叶永烈――一个人们似乎已经很熟悉的作家。
这篇《作家叶永烈的“档案情结”》报道称我的“私家档案馆”里“馆藏丰富”：
用“馆藏丰富”来描述叶永烈书房里的一切丝毫不为过。诸如创作手稿、书信和诸如成绩单之类纸质材料，应属档案“原生态”一类的。照片和采访录音带，自然是令专业档案工作者羡慕不已的声像档案。而各种类别的专题图书，则是利用率极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资料了。
……
毋庸置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档案馆，馆长姓叶。
《中国档案》月刊的报道披露了我的“私家档案馆”的部分藏品：
在作家眼里，档案除了可以印证历史外，还有其他价值吗？“档案也可以提供最真实的材料”，叶永烈这样回答。
他表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对材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即使对于纯文学创作，档案材料也是有作用的。任何作品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场景和人物，档案提供了最真实的材料。但问题是，档案的真实性是需要有当事人印证的，而几十年后，一些当事人将不存在了。因此，档案的及时开放就变得很重要了。
现在的档案利用存在哪些问题呢？作家叶永烈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的思绪却很乐意地流向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大量档案还散存、散失在众多基层单位的年代，如此糟糕的档案工作现状却戏剧性地成就了作家叶永烈利用档案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一家棉纺织厂的人事档案中，叶永烈发现了“四清”时期王秀珍的自传，但他还来不及惊喜。那时，档案虽然就放在他面前，伸手可触，可是厂方不让拍照，更不让复印，但这样的利用规定没有难倒作家。叶永烈取出一台袖珍录音机，一边读档案一边录音，晚上回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很快，他发觉这绝对不是一种省力的好办法。办法还有一个：抄！自此，他经常早上六点就离开位于西区的家，前往东北角上的纺织厂抄档案。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他原来在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畅想”当年如何跟着王氏造反起家的，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们的阶级烙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纸张卷曲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在两头被焊死后就被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如今，这份大事记就摆在作家的眼前。叶永烈二话不说，抄，还是不停地抄，他忘我的抄写劲头感动了档案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允许他拍照。叶永烈手里攥着胶卷，想想这可不是一般的胶卷啊！为安全保险起见，他自己做起冲洗的活来。就在那段时间里，叶永烈就这样自己抄，自己拍，自己冲洗。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收集起来。
“其实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一定在档案馆”，叶永烈不无得意地说道，随即他信手拈来几例，推介他的馆藏珍品。
胡乔木在*时期的“起居录”。其中记录了当时胡乔木每一天的起居、活动、来电等情况，细节之具体令人称奇。没人会想到这是出自于胡乔木警卫人员之手，更没人会想到这些质朴的文字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不起眼的小黑皮本。因为有一回周恩来总理要找胡乔木，却不知道被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