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张收据也成的收藏家寻觅的目标。研究作家的手稿，可以悟明作家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把手稿与出版的作品相对照，可以查明多少地方作了修改、怎样修改。
如今手稿愈发被看重，是因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正在走向“消亡”。自从采用电脑写作以来，虽然软盘、光盘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电子化的“手稿”，然而这样的“手稿”无人问津。研究者、收藏者所看重的，是真正用“手”写出来的文“稿”。
我不由得记起，前些日子采访一位房地产专家，请他解释为什么对于房子来说，“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他用了一连串的术语来回答我，说那是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我想，把“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三性”搬来形容正在走向消亡的作家的手稿，倒是最恰当不过了！
为了捐赠手稿，我打开书房里的两个大柜，里面堆满了我当年“爬格子”留下的产物——手稿。倘若从地面往上摞，足足可以堆到天花板。我能够保存这么多手稿，除了一部分是出版社在出书之后退还的原稿之外，还在于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写第一本书，就养成了留存“拷贝”的习惯——写稿时夹一张复写纸，留一份复写底稿。当时这么做，为的是寄书稿时万一丢失，不至于“全军覆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书稿在邮寄时丢失，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再说，在出书的过程中，编辑总要作些删改，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手稿。当年，我买方格稿纸、复写纸以及圆珠笔，都是整箱、整盒、整打地买。我每写完一部新书，妻就用鞋匠绱鞋的锥子把手稿装订起来，再把过期的挂历反过来糊作封面，整整齐齐加以保存。这样，年复一年，柜子里就堆满了手稿。
自从1992年我买了一台“286”电脑之后，我就结束了“爬格子”的岁月，跟方格稿纸“拜拜”。从此，我再也没有手稿，只有软盘——先是用那大饼大小的五寸盘，后来用烧饼大小的三寸盘。我的电脑换了一台又一台。如今我的电脑安装了刻录机，书稿刻在薄薄的、银光锃亮的光盘上。我向出版社交稿，把书稿放在“伊妹儿”里发过去就行。我兼作家与排字工人于一身。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再也不必排字，而只须排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绝版”的手稿库（2）
在电脑面前，我变得“谦虚”多了，因为我半个多世纪所创作的作品，只消一张DVD光盘就全部装了进去，还绰绰有余！倘若“化”为手稿，堆起来像座小山。采用电脑写作，不仅节省了诸多“住房面积”，而且采用“搜索”功能，在“一眨眼”的功夫里可以从电脑中调出任何一篇文稿……
我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之一，是“残缺”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的手稿。全书共十二章，而手稿只有第一章至第三章。后九章之所以没有手稿，是因为用电脑写作的。
当我写完这部长篇的前三章时，正好刚购置了第一台电脑。从此，《毛泽东与蒋介石》前三章，成为我最后的一部手稿。此后，我的上千万字的新著，全部用电脑写作，再也没有手稿。就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尽管是一部“残缺”的手稿，却格外珍贵，见证着我与手写如何“告别”。如今，在我家，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页空白的方格稿纸！
细细检阅自己那些久违了的手稿，内中有两部手稿，我实在舍不得捐赠：
一部是我1959年暑假写出的平生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原稿，不是写在方格稿纸上，而是写在横条练习本上。
另一部是《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原稿，写于1961年。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北京不仅吃的是发黄的窝窝头，连从市场上买到的方格稿纸也是发黄、发黑的。我写在这些粗劣稿纸上的小说，却洋溢着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憧憬。
面对一大堆“过去式”的手稿，那一个又一个从我的笔下写出的方块字，仿佛凝固着我的生命。然而，我除了历史的沧桑感之外，毫无留恋感。用电脑代替手写，是一大进步，正如印刷从此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一样。
在我看来，作家与画家不同，作家的作品最终是以书本上的印刷体汉字与读者见面，与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写作无关，而画家则必定是把“挥毫”的结果直接印在书刊上。我庆幸赶上了作家“大换笔”的岁月，电脑大大降低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写作速度，使我如虎添翼。我属于“转型期”的作家：前半生用笔写作，后半生用电脑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