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子傅敏、马思聪之女马瑞雪写给我的信，都有几十封之多。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与我之间，关于“西晋有铝”问题的讨论信件，也竟然有十几封……
在整理时，我发觉一件憾事：起码有一半的作家，信末日期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不能不对作家书信的写作年份进行“考证”──常常只能断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之类，难以确定准确年份，除非信封尚在，而且所盖邮戳年份清晰。倒是夏鼐的信，不仅每信都写明年份，而且总是连“19××”也不漏。这大抵是他作为考古学家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
在我收到的诸多来信中，最可珍贵的是陈望道先生写给我的信。那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给复旦大学校长、《共产党宣言》一书最早的全译者陈望道先生去信，请教若干问题。他亲笔回函，认真地给予答复。前些年，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上海着手出版《陈望道文集》。当编者得知我手头有陈望道亲笔信，即赶到我家，用照相机翻拍。据编者告诉我，陈望道先生得以保存的书信很少，所以这封信很珍贵。后来，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举行上海作家手稿展的时候，由于找不到陈望道先生的手稿，就从我这里借去陈望道先生的信，作为展品。
我把收到的作家信件放入专用文件夹收藏，成为我的书房中的藏品之一。除了作家书信之外，我还保存了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苏步青、谈家桢、陈中伟等写给我的信，也保存了陈云夫人于若木、乒乓名将庄则栋等写给我的信。此外，美国著名作家海因来因、英国著名作家阿瑟·克拉克、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等的许多英文信件，也是我的珍贵藏品。
本来，越早的书信越少，越近的书信越多。然而，这次编选书信集却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书信，远远多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中的原因是随着电话的普及，大都通过电话交换意见，书信也就越来越少了。如今，我每天除了收到赠阅的杂志之外，很少收到信件。所以，电话的发达，几乎“消灭”了作家书信。当然，也可以用录音电话录音，但是把录音进行整理，所得的只是一问一答而已，跟当年作家亲笔信有着天壤之别。
这几年，由于E…Mail的普遍使用，使电子书信时兴起来。不过，E…Mail大都是电报式的，行文简短，再也没有当年作家书信的“韵味”。尽管如此，我仍在电脑中保存来来往往的电子书信，每年汇总成一个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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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积累的档案库（1）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深切体会到在创作中运用档案的重要性。于是，我在采访的时候，很注意收集档案，复制档案。日积月累，我的书房里储存了诸多档案。差不多每完成一部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就积累了一批档案。这样，我的书房里，拥有一个“档案库”。
例如，我家有着傅雷死亡档案的完整的珍贵复印件。
那是1986年初，我把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就在《报告文学》杂志准备发表的时候，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作了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故，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的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以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