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此“交代”极为详细地叙述了柯庆施因胰腺炎而死的经过。
我看完档案，找到方兆麟医生，他回忆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于是，我写出了《柯庆施之死》。发表前，送当时在柯庆施身边工作的某同志审阅，他只改动了几个字。这篇文章能够做到史料确凿，档案起很大的作用。这篇纪实文学发表后，也被多家报刊转载。海外也迅即转载。
我在写作《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一书时，档案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马思聪在“*”中被迫出走的经过，是这部长篇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幕，鲜为人知，而海外报刊又谣传甚多，甚至说是周恩来“暗中帮忙”……
为了查清真相，得到公安部门大力支持，细细阅读了当年关于追查马思聪出走经过的“002号专案”的全部档案，顿时撩开了重重迷雾。在那四口袋档案中，详细记录了马思聪出走的日期、路线、车次，沿途住在哪里，跟谁接触等等。另外，我又请文化部给予支持，调阅了当年“中央*”文艺组的档案，又查到一卷马思聪档案。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部门的帮助，没有查阅这些重要档案，我几乎无法完成《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文汇月刊》发表了《思乡曲》之后，我当即航寄一份到美国费城，送给马思聪先生。
后来，据马思聪先生亲属告诉我，马思聪先生含泪读完《思乡曲》，夜不成寐。因为这篇报告文学，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对往事的无限感叹。
据说，马思聪先生当时曾向别人打听：“叶永烈先生是不是*处理有关我的事务的负责人？”马思聪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的报告文学中提及诸多外人难以知道的情况。
其实，我是依据公安部档案室提供的四口袋“002号专案”档案写作。“002号专案”档案中，记载着马思聪出走的详尽内情。
我完成《姚文元传》后，《新观察》杂志便在1987年19期至1988年1期，以７期的篇幅连载。许多报刊予以转载。
在采写过程中，档案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尤其写及是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因为他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中作为“防扩散材料”，销毁了许多关于姚蓬子的档案。
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查阅姚蓬子档案。不料，那里所保存的姚蓬子档案，也只剩一个牛皮纸空袋，内放一纸公文，说明在“*”中何年何月销毁！我又来到派出所，甚至连那里的户籍档案上姚蓬子的户籍卡，同样不知去向！
我不得不多方查找，花费不少精力去“追踪”姚蓬子档案。最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查出一卷姚蓬子档案，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姚蓬子曾经在那里担任过教师……
至于姚文元的档案材料，还算好查一些。我查到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使我排定姚文元年谱有了第一手资料。
在我写种种人物传记过程中，差不多都要查阅有关档案。档案室已成为我写作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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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1）
在我的书房里，除了档案库之外，录音带库也是极为重要、极为珍贵的。
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能不能找到当年我采访孙铭九先生的录音磁带？我的这位朋友是记者，在一家电台工作，正在制作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回顾的节目，“西安事变”是其中一个专题。他很想采访年已九旬的历史老人孙铭九，在电台播出孙铭九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当年，孙铭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亲手拘捕了蒋介石。很可惜，由于孙铭九患病，不能接受他的采访。他听说我曾采访过他，而且知道我在采访时总是录音，便问当时的采访录音带还在吗？我一手持电话耳机，一手“敲”电脑键盘，很快就从电脑中的录音带目录里查到，我在1992年7月20日采访孙铭九先生，录了两盒磁带。这两盒磁带编存在第二十二组磁带里。这样，我就答应复制一套六年前采访孙铭久先生的磁带给他……
采访孙铭九的录音带，只是我所保存的上千盒录音磁带中的两盒。我不写慈禧太后，不写康熙皇帝，多年来从事当代重大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直接采访当事人，记述口述历史，挖掘许多新的史料。
我注重采访。采访时，口问手记，同时用录音机录音。我用活页笔记本作采访记录，然后按专题装订。我的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