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今的书房以及用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则多次见诸于屏幕。其中有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视觉”节目在2004年6月27日播出的叶永烈专访，编导为宋恺如。2005年12月30日天津卫视“中国人”节目《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人——叶永烈》，也详尽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在书房里拍摄的访谈节目，印象最深的是三次。
一次是1995年，我还住在“新工房”里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组光临。
记得，首先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编导胡维捷。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开辟“东方之子”栏目不久。胡维捷带着摄制组，从北京来到上海，到我家采访。那天，还来了一个节目主持人，名叫胡健。她不是那种青春型的女主持人，已经年近中年。她本来在《工人日报》当记者，除了写各种报道之外，还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所以她还是一位女作家。
胡健的采访，就在我的书房里进行。她似乎事先已经看过很多关于我的报道，所以她事先只跟我随便聊天，并没有谈及采访的本题。当灯光亮起来了之后，她就接二连三向我发问，我随口而答。就这样一问一答，就完成了采访录像。此后，他们在我家拍了一些背景和资料镜头，就结束了。
1995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东方之子”中播出了关于我的专访。由于第一套节目（如今的一频道）的收视率很高，各地朋友从屏幕上看到了我的书房。此后，我在2000年2月28日我再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嘉宾，不过那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棚里拍摄的。
媒体频频光临（3）
1995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离开不久的10月，日本NHK的摄制组来到我的“新工房”里的书房。他们前来采访，是要我谈江青。
NHK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四人，即导播、翻译、摄影、摄影助理。翻译邱英哲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生活了20来年，已经加入日本籍，日本名字为“朝丘英哲”。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摄影佐佐木真司先生也曾来过中国。不过，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和摄影助理汤浅拓史先生，却是头一回来中国。
到了我的书房之后，导播讲明意图，摄影助理迅速架好摄像机，摄影师进行拍摄，配合非常默契。然而，邱先生却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公司，这一回还是头一次合作。
在中国，电视采访往往是由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交谈，而日本电视台这一回不用节目主持人，只是让翻译坐在摄像机前，向被采访者提问。这样，在画面上，只出现被采访者，我觉得太呆板。拍摄时，由导播提出问题，翻译译成汉语，而在被采访者作了答复之后，又由翻译译成日语，导播听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来回翻译，所以拍摄工作时间就不能不很长。他们录下全部谈话。在翻译译出被采访者的话时，不仅导播作边听边作记录，而且那位摄影助理也在作详细记录。看得出，摄影助理也兼做导播助理的工作。这样一个顶俩，可以节省人员，节省费用。
导播大龙先生长着络腮胡子，不苟言笑。他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发挥”的导演。到了现场，按照剧本原本只拍两个镜头的，他往往要加这个，加那个，起码要拍五六个以至七八个镜头。这样“加码”，也就使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拉长，而摄制组成员对此毫无怨言。大龙很认真，他一说“要星星”，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提问了。在日语中，叶先生的发音是“要星星”。我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喜欢盘根究底。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满意，他这才向“要星星”表示谢意。他在我家采访时，我本来以为拍摄几分钟就完事，谁知他连珠炮似的问“要星星”，竟拍摄了四小时之久。拍完了，已是下午一时，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大龙却领着摄影师到我家附近的菜场去了，在那里拍摄——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菜场跟日本完全不同，于是，要求摄影师拍些镜头作为资料。他们忙着拍塑料盆里游着的基围虾，拍鹌鹑蛋，拍关在铁丝笼里的鸽子，拍甲鱼……
日本电视台又一次光临“沉思斋”，又是要我谈江青。那是在2008年9月4日。日本电视台在日本是仅次于NHK的电视台。
日本人很守时。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事先在电话中约好在上午九时到我家拍摄，8：50门铃就响了。一进门，仅仅是因为早到十分钟，就连声说抱歉，来早了。因为他们担心堵车，提前出发，提早到达，还特地在我家楼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