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不识年滋味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更怀疑干嘛要过年。
小时候过年，心喜又大了一岁，手里拿着红包，说是压岁，却直往墙边站着画线，得意地看着今年又高了半个头，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长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旧年。
少年时过年，是万般滋味的，既窃喜去年混过了，却也离那初中、高中、大学的各式联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刚过，黑板边上只怕就开始一日缩水一日的阿拉伯数字，为联考做了倒数计时。
只有考取大学的那一年，觉得真是朗朗乾坤，好个新的一年。
至于中年，则是最没有道理过年的，经济稳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减些什么；生活富裕了，过不过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摆的，也没大的分别，倒是多了小的要红包，长官要送礼，这许多麻烦事，就算是走运当上了长官，却还得受那宾客睡门的寒暄之苦。
所以有人从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为过年理当是可以赌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说有涯之年？他这一年，是在方城间混过去的，也有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又表示自己经济的水平高，实在心里窃喜的是，可以藉题不去拜年，说得露骨些：不是过年，而是避难！
只是不知老人过年的心态如何，倒记得老母六十五岁那年，突然宣布从此不再出去拜年，言下之意，是年岁大了，不再需要出动哈腰，只等诸晚辈来拜，坐在太师椅上散红包。实在应该说，因为她再少有求人之处，既然少了须要拜托之事，所以也就免了拜年之苦。
年是用“拜”的，这话一点没错，君不见，过年拜佛烧香拜祖先，拜望亲友、长辈，至于同一辈则互拜，这拜的意思，是拜谢以前的照顾、拜托以后继续爱护，也是难得见面的朋友，藉机互相拜访。
但是就在这“拜”上，便也见出许多学问。年高德劭者，前去拜年的人多，这是“拜望”。财大位高的，宾客络绎于途，这是“拜托”至于那门前车马稀的人家，是大可不去拜年的，因为你去拜，也八成要扑空，他早给别人拜年去了，偏偏那人多半不是你。
小时候，虽然苹果贵，我却最不爱。很简单，因为吃到的苹果，都空空干干像是脱水的。尤其是年节之后，在那一篮子渡海个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