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了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色，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一共十二人。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辨认看了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池爹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望了。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到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
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一个人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文革”来了，父亲下放到了这深山中的小村，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
高考恢复了。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却去了。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