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
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
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
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
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
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
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
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
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
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
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
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
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
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
卡给惊呆了。
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
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
“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
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
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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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
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
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
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关系。谢天谢地，托马斯从前一个病人
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从大学迁来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纳。于是，托马斯拜托那
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丽莎每周便可轻易地得到一张票了。
她走着去的。她恨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挤得一个挨一个互相仇恨地拥抱，你踩了我的
脚，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着粗话。
天下着毛毛细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