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莉莲还得多学学，弗里达说。莉莲做着朱迪斯曾经做过的弱智的活儿：将疏缝里的针脚扯出，把用来装饰帽子的丝绸花的花瓣拨开，往粉色毡布上别粉色的羽毛，将扣子取下。她们无数次被针戳破手指，染料渗进去后就在指尖留下了细密的黑色孔洞。朱迪斯和弗里达说着依地语和俄语，在碰到只有英文名字的东西时又会说一些英语（比如电影啦，地铁啦，比萨饼啦）。莉莲在努力尝试着。
即使莉莲在独立日那天一直守在家里，那也只有弗里达与朱迪斯能喝上茶。该轮到莉莲去买线和挑选图案样式了。弗里达（“就叫我弗里兹吧。”她对每个人说）每天付给她们一美元，当然，还要扣去房租，再扣去她筹备早餐的花销（“我不会让你挨饿的。”她告诉朱迪斯）。弗里达睡在厨房里拼到一起的两把椅子上，这样的睡法儿自然会弄痛后背。她不愿意与这群房客，也就是她那命运多舛的表妹和七个外人住在一起，也不愿每月与意大利人为了在她寓所里做计件工的事吵个不停，但她把这一切都当作借以向上攀爬的扶梯。她能触摸到光滑苍白的木头，看到自己稳稳站立的双脚，几乎每个夜里她都会梦到她心灵的家园第五大道，梦到她和穿着考究的女友并肩漫步，她们脚踝闪着银光，穿着有皮带装饰的鞋子，在那些英俊阔气叼着香烟的男人（并且胡须剃得整洁，声音动听）的赞美声中曼妙地走过，继而踏上光滑的大理石台阶，踱进一幢赤褐色的房子——在那里，弗里达跳着华尔兹从一个房间游弋到另一个房间，裙裾飘扬之间她瞥到了摆放在新潮浴室里的光亮的瓷器物件以及黑白相间的地砖，整个房子都只用气热，还有那大理石台面上的银制浅盘，充溢着葡萄、香蕉、芒果和桔子，在那张有锦缎华盖的床上铺放着洁白的床单和十多个洁白的枕垫。
就在1924年7月的这一天，在下东区的57个街区里，有112家糖果店，93个屠户，70所沙龙，43个糕饼屋，以及50万犹太人。当弗里达透过厨房的窗户，透过唯一的那扇窗户向外张望时，她看到了希望。
莉莲也想看到希望。她守候在剧院门口，试图感受太阳射到身上的温暖，直到内裤渐渐烘干。如果能得到这个工作，她会给朱迪斯买些什么的。
朱迪斯第一次和莉莲说话是在一个星期之前。当时她的嘴角挂着两个别针，在她干活时上下跳窜，在她对着莉莲耳语时微微摆动。她告诉莉莲下周日在金番剧院要招聘缝纫女工，从德兰西街到第十四大街，全市的女孩儿都会去的。朱迪斯正慢慢成为一个美国女孩儿。她撇掉了披肩——她告诉莉莲她把它撇了，她等不及要摆脱那东西——还在克赖斯克店里买了一件蓝色小夹克。朱迪斯有美国样式的鞋子，有从小贩那里淘来的绿色衬衫，缝制得不合规格但样子却还不错，并且她正在学英语，进步飞快。对莉莲而言，朱迪斯的英语已经很不赖了，就像你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英语那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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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在那个陌生的异乡（6）
前往金番剧院时，朱迪斯领着路，两人从一摊摊马粪旁经过，从哭闹的娃娃和卖烟花的小贩旁经过，停下来买两只热狗加芥末酱和泡菜，那个男人多给了她们一些因为朱迪斯很有本事。她就是这么对莉莲说的，我有点本事，就像有人在说“我是右利手”那样。莉莲本来也可以有一套本事的。在图罗夫有人认为她很有本事，但在这里则不然。按英语中的说法，她是个“丑陋的继生子”，不会让人产生施舍之心，甚至最好不要在他们的视野中出现。
情况就是这样的。她不断梦见家人的遇害，惊醒时听到自己的尖叫声并触碰到朱迪斯温热的身体，与陌生人在狭小的脏兮兮的屋子里啃面包和卷心菜，做廉价的帽子时将线缝进又扯出，把蓝色花瓣归拢到一起再挑出有瑕疵的丝绸花并且做得十分糟糕。她正学着这个国家的语言，常常因此心惊胆战，羞得直想挖一个洞钻进去。她与朱迪斯在星期六晚上八点钟走在艾塞克斯大街上，走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里，走在美国人中间，就像一头蠢笨的牛。
她又敲了敲金番剧院的大门。
她想象自己正依照任何一位布尔斯坦先生的吩咐做着事情。她什么都不懂，但什么都不懂也许倒会吸引他们，甚至胜过其他事情，胜过那些在莉莲的想象中由妓女做的事情，倘若她现在知道该去做些什么，那她会即刻开始练习的。
毛利斯小姐打开了门。哦，她说，你很准时啊。进来吧，她说。接下来，莉莲发现自己并没有拉下小布尔斯坦先生的裤子拉链，也没有坐在老布尔斯坦先生的大腿上，而是穿上一套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