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靴子的班农，还有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玛拉基·罗兰·圣约翰·穆利根那淡黄色的优美服装和一派城市的举止教养。最后，桌子上首坐着位年轻诗人，他逃脱了教师这个行当和形而上学的审问，在苏格拉底式讨论的快活氛围中找到了避难所。右边是刚从赛马场来的油嘴滑舌的预言家，左边是那位谨慎的流浪者。他被旅途与厮打扬起的尘埃弄脏，又沾上了难以洗刷的不名誉的污点。然而他那坚定不移、忠贞不渝的心中却怀着妖娆的倩女面影，那是拉斐特在灵感触发下用那支画笔描绘下来的传世之作。任何诱惑、危险、威胁、屈辱，都无法消除。
开头最好先说明一下：斯·迪达勒斯先生（神性怀疑论者）的议论似乎证明他所沉溺并被歪曲的先验论，与一般人所接受的科学方法是截然相反的。重复多少遍也不为过分的是：科学乃处理有实质的现象的。科学家正如一般人一样，必须面对硬邦邦的现实，不容躲闪，并须做出详尽的说明。目前确实可能还有一些科学所不能解答的问题，例如利·布卢姆先生（广告经纪人）所提的头一个问题：即将诞生者的性别是如何决定的。我们究竟应该接受特利纳克利亚的恩培多克勒的说法，即认为男子的诞生决定于右卵巢（另外一些人则主张是在月经后的时期），还是应该认为被放置过久的精子或精虫乃是决定性别的重要因素？抑或像众多胚胎学家（卡尔佩珀、斯帕兰札尼、布鲁门巴赫、勒斯克、赫特维希、利奥波德和瓦伦丁）所设想的那样，是二者的混合物呢？这个论点也许意味着：一方面是精虫的生殖本能，另一方面是被动因素那巧妙地选择的体位——即卧在下面受胎之间的协力（大自然喜用的方法之一）。同一位问讯者所提出的另一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此：婴儿死亡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他中肯恰当地提出：尽管我们诞生的方式相同，死法却各异。玛·穆利根先生（卫生学兼优生学博士）谴责本地的卫生状态道，我们这些肺部发灰的市民吸进了飘浮在尘埃中的细菌，以致患上腺样增殖症和肺结核等症。他声称，民族素质的衰退应统统归咎于这些因素以及我们街头上那些令人厌恶的景象：触目惊心的海报，各种支派的教士，陆海军的残废军人，风里雨里赶马车的坏血症患者，悬吊着的兽骸，患偏执狂的单身汉以及不能生育的护理妇。他预言审美学将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生活中所有的优美事物，纯正的好音乐，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学，轻松愉快的哲学，饶有教育意义的绘画，维纳斯与阿波罗等古典雕刻的石膏复制像，优良婴儿的艺术彩照——只要在这些方面略加注意，就能使孕妇在无比愉快中度过分娩前的那几个月。J。克罗瑟斯先生（议论学学士）将婴儿夭折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女工在工厂内从事重劳动引起的腹腔部外伤，以及婚后夫妻生活中的节制问题，但绝大多数还是由于在公私两方面的疏忽。这种疏忽达到极点，便会造成遗弃新生婴儿、堕胎犯罪或残忍的杀婴罪。尽管前者（我们指的是疏忽）毫无疑问是确凿的，但他所举的那个关于护士忘记点清填入腹腔的海绵数目之事例，太不经见了，不足为训。其实，当我们仔细调查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尽管有上述种种人为的缺陷，往往妨碍大自然的意图，但是妊娠与分娩却依然在大量地顺利地进行着，诚然令人惊奇。文·林奇先生（算术学士）提出了富于独创性的建议：出生与死亡，与所有其他进化现象（潮汐的涨落、月亮的盈亏、体温的高低、一般疾病）一样。总而言之，大自然之巨大作坊中的万物，远方一颗恒星之消失乃至点缀公园的无数鲜花之绽开，均应受计数法则的支配，而这一法则迄今尚未确定下来。但是这里也有个简单而直截了当的问题：为什么一对正常、健康的父母所生下的看上去健康并得到适当照顾的娃娃，竟会莫名其妙地夭折，而同一婚姻中所生的其他孩子并不这样呢？用诗人的话来说，这确实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我们确信，大自然不论做什么，都自有充分而中肯的理由。这样的死亡很可能是某种预测的法则所导致的。据此法则，病原菌所栖息的生物（现代科学毫无争论余地地显示：只有原生质的实体可以是不朽的）越是在发育初期，死亡率越高。这种安排纵然给我们的某种感情（尤其是母性）以痛苦，然而有些人认为从长远来看是有益于一般人类的，因为它保证了适者生存。斯·迪达勒斯先生（神学怀疑论者）发表意见（或者应该说是插话）道，患黄疽症的政治家和害萎黄病的尼姑自不用说，由于分娩而衰弱的女癌症患者和从事专门职业的胖绅士总是咀嚼形形色色的食品，下咽，消化，并以绝对的沉着使其经过通常的导管。当这些杂食动物吃小牛息肉这样好消化的食品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