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巴洛（Robert J� Barro）关于经济曾有过如此言论：“为什么经济不如预测的那样景气？下一年，经济该何去何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刺激经济增长？总而言之，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或者‘没办法’。”同样，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前任主席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也曾说过：“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匮乏……我不知道是要继续加大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还是要降低国民收入，我不知道是M2还是M1控制着消费水平，我不知道，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10个百分点会增加多少税收……我不知道，挑选哪只股票才能赚钱。”一年以后，普林斯顿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赢得了梦想已久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该奖项两年评选一次，仅授予40岁以下的最聪明的经济学家），领奖时他说，经济学家“不知道如何让一个贫穷的国家变得富裕，也不知道如何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建言献策，让经济快速复苏并实现增长……没有人真正了解为什么在1973年之前，美国的经济可以实现平均每年3％的生产力增长幅度，而在那之后几年却只有1％的增长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奇迹般地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英国却慢慢下滑到经济第三梯队的行列”。而说出这番话的人曾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同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
绪论 探索的黄金时代（2）
……发展为一个新的科学帝国
值得庆幸的是，弥漫在这个行业内的弄巧成拙之风在过去的十年内被纠正过来了。随着21世纪的到来，经济学家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勤勉。经济学不再是一门沉闷、悲观的科学，它开始重塑自己，向全新的领域进军，而且速度之快，让我们不得不用另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新生的黄金探索时代。像一支强大的侵略军一样，亚当·斯密 （Adam Smith）创立的这一学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侵占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法律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环境学、宗教学，甚至连体育学也未能摆脱经济学的影子。因此，21世纪的经济学更贴切的称号大概应该是——“科学帝国”。
是谁造就了这种趋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是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一位在科罗拉多大学工作多年的教授，他逝世于1993年，被称为“交叉学科之父”。博尔丁曾就20多个折衷主义的学科发表过1 000多篇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从资本理论到贵格派教义等诸多领域。但是，博尔丁关于学科间相互依赖的观点与现实的状况并不完全相符。事实上，并不是各个学科相互渗透，而是经济学独树一帜，开始占领其他专业领域。依我之见，这份创建了经济新帝国的殊荣应该归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所有。加里·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在社会学、商业领域以及经济学界都占有一席之地。贝克尔获得过1992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第一批进入向来话题颇多的社会学领域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涉及种族歧视、犯罪学、家庭组织以及药物成瘾等，他在本书中被反复提到了好多次。
希望这篇绪论使你对以下内容有简单了解，即经济学家的工作可以解决现实世界中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帮助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让人高兴的是，你今天看到的经济学家所做的贡献都是没有党派之分的。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不是来自两个代表不同政党的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就是新古典主义者、芝加哥学派市场经济学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的智慧结晶。有关于现在的这种无党派之分的现象，我不得不提到杰里米·西格尔，他是本书里重点提到的一位金融经济学家。西格尔在他的畅销书《股市长期投资》（Stocks for the Long Run）的献辞页上注明该书是献给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这两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政治领域中两个极端的经济学家。西格尔的这种做法一开今天这种无党派局面的先河，标志着经济学家之间良性合作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用一些笔墨为你介绍一下经济学家们赖以使用的几个基本工具，他们借助这些工具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这些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