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