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教授看来，何锐与卡尔教授自己，以及希特勒、鲁道夫·赫斯等人一样，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何锐可以付出一切。
此行之前，希特勒请求卡尔教授搞清楚中国的底线。中国是一个7亿多人口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能够向德国开放，德国经济可以在几年内完全恢复。
卡尔教授尽力而为，何锐也非常坦率。通过方才的交流，卡尔教授觉得自己搞明白了中德双方的最大分歧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分歧其实在去年瑞士洛桑会议时候，中国外交部长李时光就说过同样的话。
何锐方才举了日本的案例，这让卡尔教授再次确定何锐没有开玩笑。何锐是个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在日本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确与日本之间的确构建起了良好的关系，在日本革命之前，何锐则是军事打击配合经济手段，把日本整的生不如死。
即便如此，卡尔教授还是问道：“主席先生，你认为现阶段中国与德国的贸易能达到什么程度？”
何锐很坦率，“现阶段中德的贸易范围，中国必须顾及法国的感受。”
中法合作是当下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支柱之一，何锐单纯在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运营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何锐眼中，德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远低于法国，所以中德贸易必须服从于中法关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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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教授见自己的努力完全不见成效，只能放弃。他问道：“那么中国也会发动战争。”
“不！”何锐果断的摇摇头，“殖民主义者，压迫者们会主动向寻求正义解放事业的人民发动战争。我们无需主动发动战争，战争会如同成熟的苹果一样，主动砸到我们头上。”
卡尔教授看着何锐自信的神色，无奈的摇摇头，“主席先生，您现在看上去就像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我很想知道，您的自信到底从哪里而来。”
面对这个质问，何锐自信的答道：“中国在长达20个世纪中，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这并非偶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是一种必然。我所做的只是结束了中国的混乱，重塑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扫平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障碍。只要没有各种阻碍，中国会自然而然的重新开始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技术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突破。这不是自信，只是必然。”
谈到这里，卡尔教授起身告辞。他觉得中德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可能性已经基本确定。如果还有下次对谈的话，必然是中德两国发生了足以改变战略改变的大事。
看着卡尔教授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程若凡叹息一声，“唉！”
会议室内的众人看过去，程若凡见大家都看过来，苦笑道：“我看着卡尔教授，总感觉教授现在的心情和我十几年前差不多。心里挺难受。国家战略上走投无路，就是这么无奈。”
此言一出，包括何锐在内的众人都有些共鸣。中国从1915年后的变化太剧烈了，以至于许多在其他时代会被视为惊天动地大事的变化，在这15年中显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亲眼看着卡尔教授极力想为德国获得战略上的机遇，这样一位出色的地缘政治学者都差点没忍住，想对何锐请求帮助。对于经历过中国最低谷时期的众人，自然心有戚戚焉。
李润石基本是24年后才成为政府的一员，心态倒是好了许多。他问道：“主席，德国除了战争手段之外，别无他法么？毕竟你也已经告诉卡尔教授，未来德国可以不用先挑起战争。如果希特勒真的是一个值得卡尔教授追随的领导者，我认为希特勒有能力拖下去。”
何锐摇摇头，“道理的确是这样。但是德国的优势在于陆军。英国会允许德国恢复陆军，却不会允许德国全力发展海军。那么，德国会接受英法的领导，把德国陆军当作雇佣军，派遣到海外作战么？如果德国不肯接受英法的领导，德国越强大，对于欧洲的威胁就越大。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与其等英法让利，还不如主动出击，直接靠军事优势击败敌人，把利益先拿在手中。这才能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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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石点点头。他认为何锐是一个非常注重主动性的领导者，“等靠要”从来不是何锐的考虑方向。掌握主动权之后再利用主动权与对手进行利益交换，这是何锐的作风。不仅李润石这么看，欧美专家们对何锐的分析文章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以李润石又问道：“主席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非常具有主动性与进攻性的领导者么？”
何锐觉得李润石抓住了重点，便对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