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与李润石交流了15分钟。交流结束后，基洛夫就感觉到自己与李润石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有着巨大差异。
欧美国家高层认为苏联的模式很僵化，同样很有效。苏联国内也有很多人这么认为。基洛夫却觉得这种看法很扯淡，从列宁开始，苏共执政路线其实非常摇摆。出于根植于文化传统中的结果论倒向，苏联并不介意调整政策与方式。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在于这些政策上的调整必须立竿见影。
与李润石的对谈中，基洛夫感受到了李润石的现实主义特点。同样也感受到了李润石理想主义的部分。
在这方面，基洛夫完全能理解李润石，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
虽然性格类似，但是基洛夫感觉李润石见过的参与过的事情比苏联领导人要多的多。只是这种差距怪不得苏共领导人不努力。苏共领导人中的托洛茨基是激进派，他提出的世界革命分工理论认为，各国负责搞本国革命，苏联负责向世界各国提供物资、装备与资金上的支持。
这种建立在对苏联本身的消耗之上的路线过于激进，最终被斯大林推翻了。斯大林提出“建设一国社会主义”路线，就是要集中力量搞苏联国内建设。之后苏联的五年计划，大量引进全球的技术和设备。就是为了搞好苏联本国建设。
马林卡夫评价苏联建设的的时候感慨过，“我们真的完成了伟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在开始前知道获得这个成就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我们很可能不敢选择这条道路。”
基洛夫对这个评价非常赞同。苏联的建设成就在俄罗斯历史上空前绝后，实际上付出的代价比沙俄时代少得多。
然而与中国建设成就相比，苏联建设成就就相形见绌。打倒了托洛茨基派之后，苏联国内建设很自然就回到了所有政策必须“立竿见影”的标准。所以苏共其实不敢亲自下场搞事。
何锐政府却完全不同，从1923到1927，中国不是在进行战争就是在准备战争。更是同时在进行着国内与国外的战争。
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能在苏共中央得到通过，却实实在在的被何锐政府执行。
1927年中英战争结束后，中国一边与法国全面合作，一边与美国开打外交战。同时还促成了日本革命。
1937年中国经济危机，何锐政府采取了“逆周期投资”，以巨额负债为代价，内部大量投资工业，并且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1939年，中国以纳粹德国为敌人，并且在1940年逼迫英国率先对中国宣战。
苏共中央虽然在事后都能通过分析，理解了何锐政府采用这些做法的原因。但是即便知道何锐政府的选择，却绝不可能学着做。
所以现阶段李润石明显高过苏共中央的眼光也不奇怪，毕竟李润石在这20年中，干过上缅甸殖民地的副总督，干过宣传部长，干过党校校长，干过副总理，干过军委副主席。全面参与到了跌宕起伏，影响整个世界的进程之中。
与李润石所经历的以十亿人口为计算单位的大变革相比，苏共的经历真的有点小打小闹的意思。双方领导人积累的经验，所拥有的眼界是完全不同的。
经过一番思考，基洛夫不得不承认两件事。苏共领导层肯定没办法获得中国领导层的经验与眼界，苏共领导层制定政策的惯性肯定会长时间维持保守。
想明白了这点，基洛夫很是失落。他是真的希望苏共也能跟上形势，如中国领导层一样充满了开拓精神。但现在看，除非基洛夫自己真的能够如中国权力交接那样，完成从斯大林到基洛夫的权力交接，否则苏联依旧会沿着现在的方向发展。
然而权力交接这种事情，基洛夫别说去推动，想都尽量不要去想。基洛夫自己已经做出了判断，李润石与几位何锐政府中的年轻一辈是真的被当做继任者被培养，但基洛夫自己不过是斯大林手里的工具。不仅是基洛夫，整个苏共中央成员在斯大林看来都是工具。在当下的斯大林体系中，并不存在培养未来接班人的考虑。
在这样的政治模式下，只有当斯大林想学习一部分中国建设经验的时候，苏联才有可能进行改变。否则的话，谁跳出来要调整政策，谁就会被打倒。哪怕是基洛夫跳出来也是一样的下场。
得出了令自己失望的结论后，基洛夫既然谈不上万念俱灰，至少也是意气消沉。带着这样的心情，基洛夫参加了何锐的葬礼。
列宁死后，他的遗体被保存起来，供后人瞻仰。中华文明党也采取了相同的决定，哪怕是违背了死者的意愿，开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