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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是一种公认的减轻垂死病人痛苦的手段。“我有时很绝望”，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在临死前吐露说，但小剂量的鸦片“有助于”改善他的心情。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说：“一个垂死的人，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在他的晚年，鸦片减轻了痛风、结石和呼吸困难给他带来的极大痛苦。鸦片在绝症病人中所起的作用令杨感兴趣。他怀疑鸦片使他的癌症病人“死得更快”。这也许是一种宽慰，但是鸦片对晚期肺结核病人的作用，使他不以为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鸦片（5）
达官显贵们要求有病就要开方，而且认为，对每一种症状我们都有治疗的法子。如果医生没有止住他们的咳嗽，或者让他们晚上睡好觉，他们就变得不耐烦。鸦片，也只有鸦片，才能做到这一切。他们服的鸦片各种各样，发现鸦片可以令他们咳嗽少一些，觉睡得多一些。因此，他们不停地服，变成鸦片的奴隶，必须逐渐加大剂量。整个夜晚受鸦片影响，他们呻吟着，挣扎着。到了白天，他们头昏脑胀。在他们的最后日子里，他们呼吸不畅，记忆力衰退，半昏半醒，伴随着不停的腹泻。穷人，没有鸦片，身心宁静地进入坟墓，而富人通常神志不清地死去。
在向医生索要特别的药品，并且设法让医生给他们想要的剂量，在这方面，杨的病人很典型。不仅自行用药很普遍，那些轻信的、过劳的人继续用药物技术寻求人类的完美性。帕拉塞尔苏斯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吹嘘说，有一种万能药，可以无限地延长寿命。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声称，他将没药和人血混合，发现了长生不老的秘密。伴随着新颖的自我感，欧洲人从17世纪末开始试图调整他们的性格，或者试图延年益寿，仿佛他们是可以通过调整和加油而改善的机器。这是人类状况病态化循环性倾向的一部分。亚伯拉罕？考利（1618—1667）1656年宣称“生命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18世纪，有无数庸医兜售据说可以改变人性的灵丹妙药。虽然他们有时显示出现代毒枭贩卖的无情，但他们是理性时代相当于20世纪末的新一代宗师和草药医师。例如，所谓的谢瓦利埃？德昂就是贩卖其鼓吹的长生不老药而发了财。药中含有一些对上当者身体有害的药物。所谓的卡里奥斯特罗伯爵声称他有200岁，就是因为喝了他的补药“长生膏”。这些卑鄙的欺诈促使医生们喜欢用他们的个人经验，而不是采用新的药物学思想。炼丹术士的研究同样刺激了庸医。例如，由于尿的金黄色和可以生成对称的磷酸氢铵钠晶体，令炼丹术士长期着迷。1669年，一个汉堡炼丹术士几个月加热发酵的尿，首次提炼出磷。半个世纪后，1719年，在大脑组织中发现磷给欧洲的庸医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磷与生殖器和大脑的联系，使药剂师和江湖郎中把它作为一种春药和补剂，有时用量大到有毒。
由于此时几乎所有的药只是缓解症状和止痛，所以有理由期望增加剂量而不受处罚。阿尔斯通期望通过“常规使用”，欧洲人可以对鸦片产生较高的耐受性。杨同样乐观：“如果长期习惯性服用鸦片可以消除它的麻醉作用，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药。”然而18世纪末，没有任何评价体系评价，药物对人性格的影响。对于鸦片是一种兴奋剂、抑制剂还是致幻剂，确实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直到1843年，一个著名的英国毒物学家建议“谨慎和正确指导的麻醉剂”，通过提供健康的睡眠恢复身体，可以正确地视为一种兴奋剂”。但是，18世纪专家们的争论比外行人的实践经验对鸦片名声的影响要小。鸦片使用得更加广泛，有教养的人普遍对它更不相信。18 世纪80 年代； 流行诗人安娜？斯沃德（1742—1809） 创作了她的《鸦片诗》（Sonnet To The Poppy），当时鸦片制剂被视为脆弱人的陷阱：
草丛中站立着一位痴爱女郎，
笑着，一脸惊骇；
她那艳丽的丝带，
沾满污渍，随风飘荡；
错乱的幻觉，
欺骗着她那受煎熬的思想；
带来虚假的安宁，
抚慰痛苦与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