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位绝对仁的圣人啊。仁在墨家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兼爱的基础，不是兼爱本身。有爱，才有兼爱。巨子认为，天下是有纯粹的爱的，所以可以论证兼爱天下是可以存在的。”
“要是天下连爱都没有，兼爱也就是个笑谈。但天下大利，不能只靠爱，还要要义利。”
“巨子也说过什么是义吧？”
高孙子反应了片刻，点头道：“子墨子言，义，利也。又言，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从这一点上来说，高孙子必须承认适是个墨家语境下的义士。
把利于天下作为自己的职分，而才能又能利于天下，才算的是真正的义。这是墨家区分大义与小义的重点，也是墨子一直在规劝弟子的。
沛县的一切，仅以沛县论，适的作为无疑是让众人得利的。如果能让沛县的政策推广到天下，那么这个义字适是担得起的。
墨家的仁义，与儒家的仁义是截然不同的。仁是爱自己的爱的一种推广，义是利于天下的一种梦想。
适见高孙子解读了义，于是又问道：“那么你对巨子所言的‘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又怎么看呢？”
这番话，涉及到儒墨之争的一大后续，也就是孟子见告子关于仁义的争论。
当然，也是告子被墨子认为“告子这家伙行仁义，如同踮起脚尖使身子增长，卧下使面积增大一样，不可长久”的重要原因。
告子的仁义观，不完全是墨子的仁义观。至于说孟轲与之辩论，到底是胜了、还是在写文章的时候自己认为胜利了，那也难说。
因为墨子很明确的指出：仁，仁是爱，义是想要利于人的想法。仁和义，是心里想的。都是内，不能相为内外。
得到爱、得到利，都是实在的、物质的、可以感受到的、直观衡量的。得到爱和利也不相为内外。
是仁就说是内，是义就说是外，把爱利和所得到爱利混搅一起，不分内外，这是狂举。好比说左鼻孔出气，右鼻孔入气一样的荒唐。
墨子自己是反对“仁内义外”的说辞的，但是告子却用“仁内义外”的说辞去怼孟子，告子并未完全理解墨子的经义。
这位说出“性、食色也”的人物，此时在墨家内部远远比不过适的地位。
因为墨子整天听到的，是弟子们经常打小报告或是在聚会中直接批评说是“告子这个人，口言仁义但行为很恶劣，请将他开除算了……”
所以适对于高孙子说自己“不仁”这个定义，极为不安，而且极力想要说服高孙子。
想要说服，就必须要用墨子的定义，否则的话那就是墨家和其余别家的辩论的，后果很严重。
用墨子的道理，那叫内部讨论。
用外部的道理，那叫叛了墨家之义，以别家学问攻讦墨家。
别人可以这样说，他这个候补的七悟害这么说，那就可笑了。
其实适很明白墨子的想法，因为“仁”是个好词，墨家已经担着“无君无父猪狗不如之禽兽”的骂名，所以不可能再自己说自己“不仁”。
墨子耍了一个小花招，把天下都认为很好的词汇“仁”，变换了意思，变为了纯粹的爱。
从始至终，墨子一直在说“仁就是爱，而且是爱自己的那种爱，所以每个人都有仁，只是仁的程度不同”。
墨子把仁换成了爱己之爱，也就把儒家评判仁不仁的意义给毁了。
因为儒家的仁，更像是一个标准，拿着这个标准量一量，然后评价说这个人仁、这个人不仁……
墨子这么一改，意思全变了。
墨家语境下，你不能说这个人仁还是不仁，你只能说这个人和别人比是不是更仁或更不仁。
仁从一个魔幻的、模糊的标准，在墨家语境中变成了一个只有比较才有意义的东西。
一旦仁变为了一种如同高矮一样的东西，就落入了墨子的“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莫短于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于是”的逻辑陷阱。
给你一根单独的木棍，你说它是高还是矮？
很明显没有对比高矮也就没有了意义。
也就是说，墨家定义的“仁”，就是爱，存在的意义，也仅仅是为了逻辑辩证“兼爱”的可能性。
兼爱，有两个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