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在温州一直滞留到四月底，福建那边准予他前往行朝的许可命令终于姗姗来迟。
这一个月里，行朝一天都没闲着。国不可一日无君，最重要的当然是扶立一个新皇帝，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等一班文武大臣已经商定立九岁的益王赵昰为新皇帝。同时择了新皇登基的日期，五月初一日就是个黄道吉日。新帝的年号也已拟好，初定为“景炎”，是希望上天保佑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重新兴盛的意思，而且与高宗南渡用的第一个年号“建炎”前后呼应，想必是怀着同样的期待。最后是改地名，为取个吉利，改福州为福安府，改温州为瑞安府，作为行都。新朝庭建立所需的各种准备都已经差不多了，大宋的招牌又要重新立起来了。期间，文天祥一直在温州被“鉴别”，错过了扶立新君这个最重要的刷存在感机会，从某个层面上讲，他已经被排挤到权力核心之外了。
在这一个多月里，各地听闻召唤前往福安府投奔行朝者络绎不绝，忠于大宋的臣民们扶老携幼、相望于道，赵家重新立起的招牌下竟迅速聚集起十几万军队，四五十万百姓追随。至此，这个朝不保夕的小朝廷终于是稍稍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从福安府往东南方五百里处的流求岛也正迎来它前所未有的繁盛。有赖于最近两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屯垦，加上贸易部一直注重大量购买储存粮食，新到的三十万移民至少没有饿肚子的担忧。
将近两个月里，移民们按照牌甲制安排，各自前往分配好的移民点。这些移民点几乎遍布流求全岛，按照位置的重要『性』和可开垦土地情况，每个点内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上千人，最普遍的则是一个保五百户聚居一处，保长由中兴社任命，作为正式事务官序列，既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民事长官，全权负责一保事务。每个移民点都是防御、居住、生产三者的结合，凭借地势建设为要塞形式，周边则开垦土地种植作物。要塞中普通成年居民都编入民勇，要定期军事训练。三丁抽一编为材勇，训练更勤一些，而且要承担本要塞的戍守任务。
汉人移民的不断深入显然会引起流求本地原住民的反弹，有时候这样的反弹还会以相当激烈的方式表现。比如，猎头或者约仗。对于原住民们简单粗暴的习俗和争强好斗的领地保护方式，过去岛上汉人少的时候，很是吃过一些亏。但现在形势逆转，汉人不仅在总的人口数量上已与原住民相当，更兼有原住民们根本无法比拟的组织力度。整个岛上约略数十万土着，却分为了几十个种族，几百个部落，单个部落普遍还比不上中兴社一个保五百户的规模。相反，岛上几乎所有的汉人却几乎全被中兴社统合在一起，若要对抗起来，土着原住民的种族部落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更不要说还有三级兵制这样无敌的武装模式。所以中兴社已然迅速的渗透蚕食到了流求深处，将真正的掌握这个岛屿。
为将人口最大程度的运用起来，三十万新移民除开发流求本岛，还被划分出十余万，将随船迁往吕宋，毕竟中兴社的基业是双足并重的。
……
一边是东西两路十万大军攻打庆元却碰了一鼻子灰，直到全城百姓都被迁出，大摇大摆乘船去了海外，元军才终于敢去占下这个空城，这大概是蒙古人崛起以来前所未有的窝囊了吧。
另一边则是宋室的余孽在东南地区死灰复燃，竟又聚起几十万人马，正儿八经的建号称制，看样子还想要图谋占据半壁江山。
对于临安的伯颜来说，南征这趟活儿貌似又要延期了，无论如何总要收拾掉这些隐患才能安心北返。但大都却几次三番来旨意催促他回去，而且要带着南征大军一同回师。
这倒不是忽必烈真的太想念这位老哥们，而是大元朝的后院失火了。要伯颜回去复命只是一小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指望他手下几十万南征大军去收拾后方的烂摊子。
问题出在岭北的草原上，蒙古人的起家之地。
虽说做了中原的主人，但对于大部分元廷的统治者而言，中原只不过是被征服的土地，草原才是他们的根本。忽必烈是中原的皇帝，更是蒙古人的大汗，甚至后者的分量还要重的多。每当老大汗去世，新大汗继位都要经过忽里台大会的选举，草原上的诸王们都有选举权。
但蒙古人内部远远不是铁板一块。几年前，诸王们已『露』出骄兵难制的态势，发生拘杀朝廷使臣事件。忽必烈并未举师问罪，采取和解态度，从至元五年（1268）以来，北方的海都叛『乱』一直未能平定。接着从至元十二年、宋德佑元年（1275）以来，元定宗贵由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