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赘述一下“红队”的情况。
“红队”，又称“###队”，俗称“打狗队”。
“红队”初建于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抢的工人组成了“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另外，“四·一二”事变以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批政治上坚定，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达上海。1927年年底，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交给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直接指挥。开始一段时间，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巡捕包探都传说共产党有四条枪，可以横冲直撞，打遍上海滩。因此，“红队”建立伊始就声名赫赫，它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红队”队员有李士英（副队长）、邝惠安、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三十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孚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楼厢房即是“红队”成员聚居点。
情报科成立后，通过情报工作，“红队”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及时获悉叛徒奸细的活动情况，能够准确无误地镇压叛徒，或者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不久，“红队”通过情报科的内线，甚至已与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炮兵营的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此外，“红队”随时能从洋行里买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遇到重要行动时，特一科即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当时，“红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一遇紧急关头就扔掉不用。
1930年，特科在长德路专为“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其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熟悉敌特警宪机关和流氓帮会等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实施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敌人汽车发动等技术；此外，还学习射击技术。每次学习射击时，他们都是在租借的地下室里秘密进行的。
4月25日清晨，一顶迎亲的小轿沿南京路一条小弄堂缓缓走来，锣鼓、唢呐声打破了清晨的静谧。
当队伍行走到亚洲旅馆门前时，只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将一条长板凳往街中央一摆，往上压了一摞光洋，然后伸展双手，向众人笑容可掬地扯起嗓子喊道：
“请各位兄弟赏光。今天，我借新郎倌儿大喜的日子，向你们讨个吉利！”
见到白花花的光洋，轿夫们马上停下轿子。鼓乐手们也马上挤弄腮帮，使劲地吹奏起来。迎亲的伙计们也不闲着，有的燃起了串鞭，有的点起了“冲天炮”，“劈啪”地往空中放。顷刻间，鞭炮声和鼓乐声混响一团，回荡在宁静的街道上。
附近的居民纷纷揉着惺忪睡眼，跑到街头来看稀奇。
就在这当口，几个人悄悄地溜进了亚洲旅馆。他们用脚踢开一扇房门。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妇被蓦地惊醒，正待发作，只见几只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
一会儿，这几个人掩上房门，走出旅馆，悄然加入到迎亲的队伍中……
其实，这对被惊醒的夫妇正是何家兴、郝稚华。而这支迎亲队伍的伙计们正是顾顺章和“红队”队员们装扮的，那位拦在街中借喜事讨吉利的老板也是预先安排好了的，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轿夫和鼓乐手们则是临时花钱雇请来的。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上）
1928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就在周恩来动身前的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枪杀。闻此噩耗，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悲恸。
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他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有一个重大工作。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