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
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提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八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后的七月十二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就再一次换班、改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是这么说的：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认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任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指导，这是很对的。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候选名单。内中有：四十二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地道的海员工人出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三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八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根据会议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二十票）、向忠发（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罗亦农（十八票）、顾顺章（十七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