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荷波（十七票）、李维汉（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时（十四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十三票）、周恩来（十二票）、毛泽东（十二票）、彭公达（十一票）、张太雷（十一票）、张国焘（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二十人），超过了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的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即领导——引者注）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指总书记——引者注）。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调查一下他是否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八月九日，正好三个月。这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五月九日，三常委即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七月十二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七月二十一日增加瞿秋白）；
八月九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在三变中唯一不变的是李维汉，一直担任常委。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并载入了史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四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如今，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为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街一三九号（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不过，一九八三年郑超麟应邀去武汉时，却认定鄱阳街的一二三号是原会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号的模样很像。郑超麟的记忆力向来是很不错的。只是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任弼时曾说过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老头子”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任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此后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后，中共开始由右朝“左”偏航。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滋长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上台之后，深感共产党在武汉的基础太差，便于九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隐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从此，中共中央也随瞿秋白迁回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影，依然浓重地笼罩着上海。处处谈“共”色变。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里“扫描”，巴不得盯住每一个“赤色人物”。
这时全国中共党员锐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六万人，一下子直线下降到一万多人。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却这样深信不疑：“在较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热，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他的“左”倾路线。
会议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