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他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八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内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此人，五短身材，工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口齿不清。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原是“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字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一九三一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后来，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一九三一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一九○四年，比米夫小三岁。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的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便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任支部局宣传干事。这样，米夫掌握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权，王明也成了中国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2
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本来，这纯属联共（布）内部事务，跟中国学生关系不大。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一下子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反托运动”的重点：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二十八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内中有不少人后来对中国革命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通常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萧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据说，还有一个小同学也支持王明，可是观点常动摇，算是“半个”，故又被人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那时的王明，还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小打小闹而已。
他头一回在中共高层“露脸”，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米夫成为中共“六大”的幕后操纵者。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人物。就连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翻译也由王明担任。米夫参与了扶植向忠发，让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不过，当米夫提议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受到了代表们的抵制——因为王明连代表都不是，况且又未曾在国内做过实际工作，怎么可以选他作为中央委员呢？
王明终于下决心回国了。那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他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三个月，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