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他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问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二月二十八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他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一九三○年六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起来。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被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发，骂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说李立三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气，虽说当时他还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书。但他会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那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很快获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对决议有意见，反对下发这一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于六月二十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说：“我们觉得罗伯特同志有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风闻此事，便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随便聊聊”。王明渐渐把话题引到李立三和罗伯特产生矛盾之事。他们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拍即合，都认为应当趁机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不过，王明并不以为李立三“左”，却是以为李立三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那时，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反右倾。正因为这样，右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责罗伯特右倾，王明又说李立三右倾。几天之后的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机关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是何子述、王稼祥发言支持博古，嗣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李立三，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茨基主义的混合错误”。这一突然袭击，使李立三十分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大权毕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没几天，总书记向忠发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谈话，宣布他们四人的发言是反对中央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因而是违反党纪的。向忠发还宣布，中央决定给四人以纪律处分：给为首的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王明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调往工会组织，何子述调往天津，王稼祥调往香港当党报记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离开上海。但王明仗着有米夫做后台，不服气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十月底，“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中的沈泽民、凯丰、陈昌浩、夏曦从莫斯科回来，向王明透露了来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产国际要对李立三的错误升级为“路线斗争”，同时要批判瞿秋白的调和主义。
王明顿时活跃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正是他夺取中共领导权的大好时机！这时，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还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将突然袭来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1
历史经过时间的沉淀，才慢慢变得透明起来。
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那是因为他们得知，李立三在八月一日、三日，说了一些对共产国际甚为不逊的话：“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对共产国际的忠实不等于对中国革命的忠实”，“等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那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上下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岂容李立三如此“目无领导”。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话说成是那些反对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