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主，内中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陈云、刘伯承等遵义会议出席者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共分十四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是在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遵义会议决议太长，不便于以电报发往各处，于是又由张闻天加以压缩，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发出。这一大纲与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通过的。
毛泽东很懂得策略，在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大大减少了遵义会议的阻力。因为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显然是艰难的，组织手续上也不完备，所以毛泽东聪明地只限于军事路线的讨论，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他们“轰下台”，同样达到了否定王明路线的目的。遵义会议决议刚一通过，就开始向基层传达。不过，传达时很注意对李德、博古点名的范围。如陈云手稿中所写：
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也就是说，对李德的点名范围广，在全党范围内；而对博古的点名只限于“团以上干部”，因为博古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月十日，首次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馆门前的操场上进行的。那时，刚刚过了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四日），阴冷的天下着蒙蒙细雨，可是干部们在雨中听得聚精会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传达报告的是张闻天。像李维汉这样重要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是直至此时，才知道遵义会议的情况。如他所回忆：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时，坐在院子里的潘汉年，捣了捣坐在他一旁的刘英。消息灵通的潘汉年，知道刘英正与张闻天热恋。刘英颇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凯丰曾是她的上级。她批评了凯丰在共青团中央“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并“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回忆道：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这样的传达进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张闻天进行传达，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也作传达报告，这使遵义会议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
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指长征以来——引者注）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彭绍辉：《长征日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萧锋在他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则写道：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上级指出，主要是总结经验，不要过多责备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