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萧锋:《长征日记》,第四十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及,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规定了“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在名义上还不是最高指挥权。虽然“朱周”为“最高军事首长”,由于朱德是毛泽东的老搭档,周恩来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尤其是周恩来很赏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居于“帮助者”地位的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红军主帅。世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中指挥失误,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行军。被压抑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因此毛泽东首战失利。一月下旬,毛泽东坐镇离土城不远处的青杠陂村指挥。他的两侧,站着周恩来和朱德。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据侦察,驻守那里的是“双枪”黔军,不过两千多人。谁知一交手,对方的火力甚强,人马众多。毛泽东这时才得知准确的情报:对方是川军,是总指挥潘文华麾下的一万兵马!土城一战,红军到底死伤多少,未见于红军文献。不过,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份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些战况,只是照国民党当时的惯例总把红军称为“匪”,而且往往对死伤数字加以夸大:
“缴获步枪二千余支”,“俘匪参谋长一员”,“毙匪团长欧阳君一员”(二十八日电)。
“往复冲锋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二十九日电)。
“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此役计毙匪二千余,当夺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二门,步枪无算”(二十九日电)。
事隔二十一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当时,毛泽东曾试图打入四川,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举行扎西会议。首战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在军队内的威信。不过,毛泽东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在扎西会议上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二十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蒋介石深为震惊,并于三月二日由南昌飞往重庆“督剿”,大骂王家烈无能。遵义大胜,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帮助者”的地位,正儿八经地得到重要的军职。那是三月四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电报原文如下:
(火急)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朱周王
四日十八时
电报抬头所写的是各军团长及政委,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
末尾的“朱周王”,即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这个电报,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表明了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翌日,前敌司令部报务员们发电报时,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第七部分:遵义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