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萧锋：《长征日记》，第四十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中写及，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规定了“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在名义上还不是最高指挥权。虽然“朱周”为“最高军事首长”，由于朱德是毛泽东的老搭档，周恩来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尤其是周恩来很赏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居于“帮助者”地位的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红军主帅。世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中指挥失误，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行军。被压抑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半是由于求胜心切，一半是由于情报错误，因此毛泽东首战失利。一月下旬，毛泽东坐镇离土城不远处的青杠陂村指挥。他的两侧，站着周恩来和朱德。土城是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据侦察，驻守那里的是“双枪”黔军，不过两千多人。谁知一交手，对方的火力甚强，人马众多。毛泽东这时才得知准确的情报：对方是川军，是总指挥潘文华麾下的一万兵马！土城一战，红军到底死伤多少，未见于红军文献。不过，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份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些战况，只是照国民党当时的惯例总把红军称为“匪”，而且往往对死伤数字加以夸大：
“缴获步枪二千余支”，“俘匪参谋长一员”，“毙匪团长欧阳君一员”（二十八日电）。
“往复冲锋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二十九日电）。
“追击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发射，并将浮桥拆毁。现仍相持中。此役计毙匪二千余，当夺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二门，步枪无算”（二十九日电）。
事隔二十一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提及“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当时，毛泽东曾试图打入四川，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举行扎西会议。首战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在军队内的威信。不过，毛泽东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在扎西会议上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二十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蒋介石深为震惊，并于三月二日由南昌飞往重庆“督剿”，大骂王家烈无能。遵义大胜，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帮助者”的地位，正儿八经地得到重要的军职。那是三月四日，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电报原文如下：
（火急）林聂彭杨董李罗蔡：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朱周王
四日十八时
电报抬头所写的是各军团长及政委，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
末尾的“朱周王”，即朱德、周恩来、王稼祥。
这个电报，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表明了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翌日，前敌司令部报务员们发电报时，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第七部分：遵义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