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成了胡子了吗？打土豪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北方会议”之后。问题是一些义勇军闹得欢的地方，义勇军失败后，胡子闹得也欢，因为溃散的义勇军，许多都变成了胡子。像孙仁宇这样又抢劫又抗日的山林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乡下的有钱人躲胡子，都跑到城里去，没土豪可打了，城里的土豪什么的又打不了。眼下几支队伍凑成的这个团，实际就是乌合之众，不经过一段教育、整顿、训练，是根本上不了阵的。而要挺过这段时间，不想个什么法子，就这么“不抢不夺”下去，迟早是要散伙的。
王永江咬咬牙，决定假投降，骗鬼子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奉系军阀时代，山林队假投降屡见不鲜，只不过这回对付的是日本鬼子。而马占山那段投降又反正的经历，无论怎样千差万别，在眼下一些当事人的心目中，也是差不多的。
杨树明和张旋风不同意，都说这事儿太悬乎了，弄不好假戏真做，那就全毁了。
王永江叹口气，道：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瞅我，我瞅你，谁也拿不出办法。
王永江说：就这么办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杨树明心头实在不踏实，提议去请示县委。王永江也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两个人去中心县委汇报，张旋风和几个党员留下，随孙仁宇带队伍去依兰假投降。
日伪当局竭尽所能地“欢迎”、“款待”孙仁宇和这支队伍。
先是大灌迷魂汤。识时务者为俊杰，孙团长可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呀。无论内心怎样鄙视这个没气节的胡子头，带翻译、不带翻译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啬地将这类语言奉献给他。汉奸、走狗则大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什么的。同时不惜血本地大发“薪金”、“奖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鱼有肉。对孙仁宇自然更不会亏待，单独一幢小洋房，专门一个做饭的，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日里夜里伺候着。
比之枪打炮轰死伤人，哪多哪少，鬼子当然会算账。不过，比之同期和后期伪军所受的待遇，这一次确是非同寻常的。据笔者所知，这时如何对待像孙仁宇这类的队伍，伪满最高当局尚没有统一的条条框框，那就是各地随机处置了。而如此“厚待”孙仁宇这些人，意在招揽更多的孙仁宇为其效劳，则是无疑的了。
能在东北军中当个连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当了胡子头，虽然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委身草莽，经常露宿风餐。他未必不会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会儿，就像那个年代民间大众常用来比喻的揩腚的棍子，我们也不好断言他一开始就想假戏真做。但是，现在那骨头确实在那温柔乡中酥软了，曾经沸腾过的热血很快冷却了。
几天后，张旋风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汉子，被孙仁宇绑出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了，还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骂“孙仁宇走狗汉奸”，“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和胡子合伙又垮了
鹤岗煤矿矿井队有个迫击炮排，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两个士兵。约定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他们打开枪炮库，里应外合，夺取武器，得枪又得炮。
两个士兵中有个姓杨的上士，这人不担事，成天算计着动手的日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排长姓那，有个弟弟当班长，这小子鬼精鬼灵的，看出杨上士心里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杨上士拉到个小饭馆里套上话了，结果就套出来了。
到了动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带人来到矿井队西边围墙的缺口处，刚探头朝里张望，一阵排子枪打过来。王永江知道又坏事了，赶紧下令撤退。
还得夺枪，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矿矿井队。当地党组织派进去个外号“张大眼珠子”的党员，发展了几名反日同盟会会员，那天晚上站岗的全是这些人，进去就把矿警队收拾了，缴获长短枪27支，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王永江抱着那挺机枪，像抱个刚出生的大胖儿子，乐得合不拢嘴，泪流满面。笔者判断，这极可能是东北共产党武装拥有的第一挺机枪。
队伍又像模像样地拉起来了，叫个“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50多人编为一个中队，王永江为总领导，杨树明为中队长，戴鸿宾和两个骨干为小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叫“仁和”——一听这名字，不就是绺子（胡子队）吗？
像说道朝鲜（族）人一样，不说道说道东北的胡子，本书许多内容就说不清楚
